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强调农民反叛者的阶级觉悟，指出贫穷、经济不
公平与社会压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当的经济解释可以说明一连串抗租、
抗税的反叛，诸如与上世纪 ４０ 年代道光朝紧缩通货相关的造反，清末通货膨
胀和征收新税触发的城乡风潮，或 ３０ 年代经济萧条时的抗税活动。然而，集
中注意力于阶级觉悟和压迫，忽视了相反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在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中国历史学者提出了更广泛的解释。①
②18世纪末 19 世纪初教派叛乱一览表载于韩书瑞：《山东叛乱》第 154—157 页。裴宜理：《华北的叛乱
者与革命者》，第 96—152 页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教派是如何在华北变得与地方社会结构结合起
来的，而以前教派徒众都是作为个人而被吸收。韩书瑞：《叛乱之间的关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网》，现代
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40—349 页。
① 关于哥老会，见查尔顿？刘易斯：《关于晚清哥老会的笔记》，载让？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
密会社，1840—1950 年》。关于 19 世纪末叶浙江的会 社，见玛丽？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
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 年》，第 128—139 页；又见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从》
第 4 集，第 152—178 页。
② 关于这方面著作的综合评述，见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
志》第 36 卷第 2 期（1977 年 2 月），第 201—238 页。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
《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说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①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种主要书目研究专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
写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究杂志》
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295—306 页。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
革命合法性》（第 1、8 章）提出的关于有阶级意识的革命农民的对立文 化的理论需要证实。晚清动乱、
粮价和铜元贬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可信史料 发表在戴维？富尔：《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第 270—392 页。关于这整个问题，见本书第 6 章（比
另一条解释路线，着眼于纯朴农民（但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
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农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
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这种最初被精
心发挥为南欧“社会盗匪活动”的观点，通过研究粮食风潮和早期英国工人
运动而拓宽，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给农村经济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所
破坏时农民的反应。虽然别国的详细论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国的环境中来，
但是，关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则适用于一
系列中国农村的骚乱。②
社会盗匪活动的概念，可见于同情被蹂躏者的绿林好汉的中国传统，和
民众对真正土匪造反者如本世纪前 １０ 年对白狼的感性认识。①《香港电讯报》
报道的 １９０７ 年广东东部一次叛乱的一个首领的自白，颇能说明当农民认定官
吏或富人不会帮助他们时，地方上的骚动和叛乱可能如何开始。“这次叛乱
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米贵和缺米长达一年之久。官府自一开始就知道这点，
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价。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职责要求他
们怎么办。他们就是不顾老百姓，让老百姓挨饿。”②
农民对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是群聚的市
民和村民强迫以“公平”的低价售米，包括为寺庙主办节日而储存的粮食。
一次这样的事件是失业的采茶工——他们都参加了“道教神人”领导的组织
——结伙拥入江西的一个集镇。当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镇头面人物宣告停止集
市时，采茶工强迫一个囤积粮食出名的富商向他们“出售”镇上义仓里储存
的粮食。他们然后结伙去一所庙宇大吃大喝；他们享用过度，竟留在那里数
天之久，直到后来民团开来把他们驱散。①
在教派叛乱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处都有的随意传播的民间宗教
和其经文和教义一致起来。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
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结合为供奉无生老母和弥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②
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与任何特定的组织无关；它在三次较
大的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以及众多的小起义中起了作用。这
种宗教的作用是双重的。它的各个派别在人生的苦难中给人以希望，并长期
成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礼仪体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③但是，
昂科著）。
① 关于白狼的解释，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 124— 125 页，第 6 章和裴宜
理：《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83 年 7 月），第 355—
382 页。
② 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86 页分析和引用《香港电讯报》1907 年 9 月 14 日报道。关
于粮食风潮的简略论述，见王国斌：《清代粮食风潮》，《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4 期（1982 年 8 月），
第 767—788 页。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42 卷第 4 期（1983
年 8 月）。
② 欧大年：《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 5、7 章；韩书瑞： 《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
第 9—31 页。
③ 关于为人祈求长寿的和平教派，见戴维？凯利：《寺庙和贡舶：18 世纪罗汉 教派与疍民结社》，《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61—391 页和理查德？石：《没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说：华北
的黄天道》，《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305—337 页。肯尼思？利伯索尔：《天津
这种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时代的到来，强调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间武术，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可能促进叛乱从当地爆发开来——如 １８１３ 年八卦教很快从其他
社会和市场结构动员徒众，或如太平军和义和团迅速从原来基地向外蔓延。④
对淮河以北苏、豫、皖三省水患频仍的贫困地区加以研究，发现叛乱出
自家族及社区网络制订的掠夺性或保护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们的成员能
在那毫无指望的居住地区继续生存下去。掠夺性的策略利用抢劫、求乞、走
私和械斗；保护性的策略则建立民团和联庄会，构筑设防的村寨。这两种策
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装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坏，两者都能扩
大成为叛乱。①这种观点强调农村动荡的连续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适用于某些
地区常有的动荡状况，如广东的宗族械斗。
正如 １９ 世纪太平天国叛乱和义和团叛乱所表明的那样，非法的社会组织
的各个方面和社会动荡的不同原因，有时可能合在一起成为超越其根源的运
动。这样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潜力的问题，以及传统的太平
盛世观念和经济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认为流产的革命太平天国叛乱的原因包括穷困和社会分裂、外国
经济的有害冲击、对侵略的爱国愤慨、蔑视军事上虚弱的政府——这些原因
听起来很像提出来说明 ２０ 世纪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变通而来的太平盛
世的使命与乌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热诚的队伍快速地进军，并对儒家的
伦理和信仰规范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社会平等主义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纲领，
是就农民的不满提出的，这一反应显示了对地主的敌视，若是在 ２０ 世纪，它
会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纲领上来。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拟定的理想主义的
社会政治结构，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验
的普济主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似乎有点夸张，同时它不只是一场农民革命，
它实在是 ２０ 世纪中叶以前对农村困苦做出的规模最为巨大的尝试。②
然而，由于领导及组织上的内部弱点和名流领导的反对派的强大力量，
太平军失败了。他们由于中国社会顽固的地方主义而告失败。他们一旦放弃
原先在广西的根据地，在长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区中去。太平军
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没有赢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帮会也保持自身的独立。最
后，太平军来到长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样杀害穷人和
富人。① 这次叛乱未能变更社会秩序，其主要历史遗产是有助于发动 ５０ 年后
推翻清朝的其他社会政治力量。
义和团绝非革命团体，但是，它短暂的叛乱把农村动荡的许多方面结合
在一起，并且引发了与义和团起源毫不相干的诸多事件。②义和团同白莲教有
直接组织联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为凭。然而，义和团确实实行教派礼仪，
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 年》第 14—15 页提到 1950 年天津的许多和平教派。
④ 欧大年：《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2 期（1981 年 4 月），第 159—161，
167—168 页；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现代中国》第 8 卷第 3 期（1982
年 7 月），第 2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