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１９３４ 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
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１９３３ 年末
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
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
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
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
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
忆录——１９３３ 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
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
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
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
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
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
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
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①
这就是 １９３４ 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
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
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
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
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
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 １９３１
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
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
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
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 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 94 页。
④ 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开始》，第 56—63
页。
①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2 卷，第 104—126 页。
１９３４ 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
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
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
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①憎恨美国的
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
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
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 １９２４ 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
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是，１９３５ 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
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
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６ 月 １５ 日在南京精
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
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 １９３５ 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
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
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
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
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
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
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
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
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
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
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①
１９３５ 至 １９３７ 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
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
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
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
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
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
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 １５１ 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 ７２ 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
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②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
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
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
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
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
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86—188 页。
① 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 45—52 页。
② 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
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
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
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①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
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
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
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
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
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
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１９３５ 年 ６ 月），秦土协定（１９３５ 年 ６ 月），冀东
自治政府的建立（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
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②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
陆军省和海军省于 １０ 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
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
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
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１１ 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
自治运动。①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
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１９３１ 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
示威游行的禁令。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
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
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算起。②那些
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
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
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１９３５ 年底暗杀唐有壬。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
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１９３４ 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
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
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
在法国诞生。１９３５ 年 ５ 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
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１９３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３９ 年），这两个
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
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
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
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