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闻》评论
① F10904/280/10，见 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② 《新共和》，第 105 卷第 8 期（1941 年 8 月 25 日），第 238 页。
的那样，大西洋宪章预示美国站在英、苏一边，准备参战，它也表明要努力
呼吁欧洲和亚洲人民，根据新的准则与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孤立德、意、
日。③
日本明显地处于守势，它被迫进行两种选择，要么努力与英美两强和解，
把它们与中国拆开，要么放弃所有这样的打算，并巩固它的亚洲帝国。事实
上东京同时寻求这两条途径。一方面，华盛顿会谈在大西洋会议后重新开始。
甚至在首相近卫被代表军队好战姿态的东条英机将军接替时，还认为明智的
做法是继续谈判，看美国是否愿意恢复与日本的贸易，减少其对中国的承诺，
并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当然任何一项这样的协议对中国领导人都是一个打
击，所以他们对华盛顿会谈极为敏感。伦敦也不希望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
对日本让步；让步只会壮日本的胆，并减少美国在太平洋上军事卷入的可能
性。因此在 １９４１ 年 ９ 至 １２ 月期间，中、英两国官员彼此保持密切接触，焦
急地等待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如英国大使从重庆报告的那样，“普遍存在一
种不断增长的恐惧感，担心美国政府出卖中国人，我们也跟随他们”。英国
寻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有出卖中国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在进
行同一场战争，无论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① １１ 月底，当蒋介石和丘吉尔
听到在华盛顿已达成妥协风声后，他们两个通知罗斯福这样一种意见：全球
性的民主联盟已经形成，绝不能因与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
牺牲中国。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论点，考虑到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绝了
妥协的建议。他已别无选择。可被重庆和伦敦接受的唯一与日本的协议可能
是遵循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赫尔照会的路线，要求日军从中国以及印度支那撤出，
并劝说日本民族回到 ２０ 年代的国际主义。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加入民主阵
营，否则仍被摈弃。
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除非他们向美国，因而也向中国，作出巨大
让步，他们将继续面临西方列强的强硬反对，并准备甚至冒战争风险来保卫
他们的战果。这就是他们在 １９４１ 年秋，甚至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制定的战争计
划背后的推论。日本军政领导设想华盛顿协商不会取得结果，他们决定在不
久的将来，除中国外又冒对美、英开战的可能性。进行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将
是建立一个占有东南亚丰富资源的坚不可摧的亚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的
军事力量应打击美、英的舰队，以肃清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区域。９ 月初
制定的计划表明，日本决心同世界的主要强国进行较量。日本将建立亚洲霸
权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时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国提出的条款，特别是认可大西洋宪章、
赫尔照会以及表达美国国际主义的有关文件，战争就可以避免。这相当于接
受这样一种观念：日本继续作为英美二强界定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受其准
则的指导，包括承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尽管有少数日本领导人准备在这样
的基础上寻求和平，但对东条内阁和军方来说，这一方针意味着放弃 １９３１
年以来他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面对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强或向它们挑战的选
择，日本选择了挑战。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战争开始。
太平洋战争将中日冲突和日美战斗融为一体，使中国成为反轴心国大同
盟中的一名老资格成员。自 １９３１ 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能感到他们真正是全
③ 《朝日新闻》，1941 年 8 月 16 日（晚刊）。
① F8496/60/10 和 F9109/60/10，见 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
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有两年，仅存的供应线是
飞越喜马拉雅山东端的空运，或从苏联经新疆的西北陆路。就全球军事形势
而言，这种隔离使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
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
一开始，形势就引起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
手里，而中国人对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仅两周后，一位英国上层官员评
论道，“中国人将回去坐着，而让美国和我们去打日本”。他接着说，即便
如此，中国还将声称在打败敌人的过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战后和平
磋商中坚持其发言权。①
中国军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强国地位这一反常现象，随战争进展变
得更加明显。当然，这离中国的愿望还很远。从一开始起国民党领导层就坚
持作为统一指挥下的老资格参战国加入联盟。蒋介石并不掩饰他的懊恼：有
关战略问题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说丘吉尔了。丘吉尔定期
赴华盛顿与罗斯福讨论军事计划。除了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
松散的机构，包括所有与轴心开战的政府（它们发表声明遵守大西洋宪章的
原则），同盟内部在亚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缅印战区。但即使在这里，中、
英、美的军队有他们各自的指挥官，而且他们之间极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国
将军约瑟夫？史迪威作为罗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庆以负责统御该战区的美
军，并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但他与蒋介石之间明显缺乏联系。中英关
系除暴风雨外没有别的。印度英军司令部与国民党领导层对在缅甸的军事行
动经常存在分歧。简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没有正式的抗
日联盟。
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没有阻止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提出将他们的
国家作为国际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中国曾长期单独对抗日本，对中国人
来说，无疑是中国带头建立这种联盟，胜利后它应当继续作为战后国际秩序
的构架。如 １９４２ 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时《大公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当中国
弱小又毫无准备时，蒋介石毅然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知
道他们的朋友们将及时加入他们的队伍。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美国拒绝了日本的条
款，这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会牺牲中国。因此，中、美、英是“天
然可靠的盟友”，而且应永远保持下去。联盟合作将来应继续下去，由一个
强国——中国——受委托监督日本。１９４３ 年 １ 月《大公报》社论声称，战时
联盟注意到朝鲜独立以及台湾、琉球和满洲回归中国。中国人“全心全意”
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体安全体系。①一劳永逸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
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国领导人把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军方区
分开来。关于推毁天皇体制的可行性，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将日本
重建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应当是可能的。当然，中国将密切注视这种转变。
因此，只有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时，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日本。②
① F14155/13469/10，见 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① 《大公报》社论，1942 年 12 月 7、8 日；1943 年 1 月 3、9 日。
② 同上，1943 年 1 月 29 日。
要实现这种充满自信的梦想，既依赖于中国人实现他们作为主要世界强
国所提出的主张的能力，也依赖于其他国家接受这种观念的愿望。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开罗会议前，蒋介石个人从未被邀与美国或英国领导人会晤。丘吉尔从不
掩饰对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观点的轻蔑。确实，在珍珠港事件前，他
曾极力推动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贯相信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重要性。但他
并不欢迎在战后世界联盟中中国成为一名显要成员的可能性。１９４３ 年 ３ 月罗
斯福会见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
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
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外交部的下列声明：“在解
决我们将面临的广泛的世界重建问题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将作出最大贡献
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战后中国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地位将给它在世界各
种事务中发言权。但丘吉尔写道：
中国将对欧洲事务有“礼仪性以外”的发言权，或者为了欧洲的目的中国应被列在法国或
波兰或取代奥匈帝国的任何国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
比利时、希腊和南斯拉夫之上——这种想法只能说不予考虑。①
尽管英国当局持这种否定的观点，但它还是和美国一道于 １９４３ 年初同国
民政府签署了新条约，正式地废除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是针对日本有关
英美帝国主义宣传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但同时也是支持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
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丘吉尔同意了美国关于 １０ 月份在莫斯科召开四国外长
会议的提议。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为缔造
并维持和平与安全，确保战争彻底进行的联合行动，将继续下去”。②这一思
想是战时美国观念的产物，上面引用的罗斯福的话最恰当地阐明了这种思
想，因为美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发展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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