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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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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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地位提高了”。①伦敦的战时
内阁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间的磨擦,英国的地位已得到
改善”。②
在 1944—1945 年之间的冬季,美国把它同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加强到这样
一种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强合作正蜕变为三强联盟。1945 年 2 月,罗斯福、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如中国当时及以后正确判断的那样,这
次会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式伙伴关系的观念。在雅尔塔,斯大林再
一次保证打败德国后大约三个月向日本开战;他也重申了他的条款,而三位
领导人同意战后苏联将重新得到南库页和千岛群岛,租借旅顺口海军基地确
立在大连——将国际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满洲铁路——将设置一个
中苏联合机构来管理——上的优势权益。没有同中国磋商作出这些让步使苏
联在东北亚建立强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同时使中国的地位相应降低。丘吉
尔和罗斯福都是这样看待形势的;苏联在亚洲也像在欧洲那样将获得有影响
的地位,苏联的这些势力范围,连同英美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决定战后全球
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战后四强合作前景已经消逝。而美、苏、英——越
来越明显,前两者将与众不同地成为一对超级大国——将作为和平后世界的
决定者和保证人。这样的安排把中国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尔塔会议承认
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观点,在中国政治中,
蒋介石应保留统治者的形象。③
苏联的兴趣是和蒋打交道,并使他承认雅尔塔会议在满洲的让步。当然
斯大林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人,但显然他不相信他们不久将成为政权的有力
的竞争者。他也不坚持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他最关心的是占领东北亚战略
地区,而且他断定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国协商,他向罗斯福保证,
苏联将同国民党人谈判使满洲协定合法化。而重庆所担心的是牺牲中国主权
和大国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战时领袖愿意视中国为主要伙伴的是,他们依
然保证中国作为将建立的新联合国组织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也将增
设法国为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考虑在满洲的让步和中国的分裂。
这三个大国发表了一个关于解放后的欧洲的宣言,要求每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建立代议制政府,而对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声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愿
意让中国自行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代议制政府,中国要求作为一个大国可
能是令人惊讶的,但这三个西方国家既不鼓励产生这样的政府,也不支持这
些要求。
这就是 1945 年初一度强大的民主伙伴关系的情况。中国曾被完全结合到
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去,但美、苏在世界事务中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
却使这个全球性民主阵线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既有赖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也有赖于美苏关系的发展。
此外,从雅尔塔会议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的六个月里,美国的政策重


② PREM4,30/11,首相文件。
① 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 年》,第 448 页。
②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③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 年》,第 211 页。



新出现战前的国际主义倾向。先前的国际主义曾采取向德、日妥协的形式,
以诱导它们重新加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国,成为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联盟所取代,但是国际主义的想法从未完全消失;它
保持着足够的弹性,为诸如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之类的战时宣言提供了
思想基础。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国际主义的构思再次影响着美国的政策,
因为美国现在必须澄清它对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对策。尽管美国的官员们在对
待德国方面存在分歧,但对日本的看法却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战败的日本
应被剥夺它的战争机器,并彻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对和平再次构成威胁;
但同时也应鼓励重建的日本作为开放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发展它同其他国家
的和平商业交往。美国将同这样的日本重建伙伴关系,像 30 年代日本开始寻
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样。
这些观念虽然不是美国 1945 年亚洲政策的主调,但却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至少对结束太平洋战争有点影响。这反映在美国愿意考虑终止敌对行动,
只要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证,美国及其盟国不坚持征服日本。7 月
底哈里?S.杜鲁门总统、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和斯大林会晤后发表的波茨
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装,惩罚但不奴役或摧
毁日本,日本终于将被允许参加世界贸易关系。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励
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  8 月 14 日日本接受
波茨坦公告,不论法律上的细节怎样,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纳入国际主义
秩序,并在将来某时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尽责的成员出现。



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 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
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
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
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 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
斯福总统在 4 月逝世和德国在 5 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
者在 1941 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
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
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
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
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
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
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
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
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
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
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
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
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
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
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①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
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 1945
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
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
这次调停始于 1945 年 12 月,1946 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
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
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①
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
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
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
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
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
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
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


① 《中央日报》,1945 年 9 月 12 日,11 月 21、25 日。
① 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
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
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
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
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
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
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
定等原则。到 1946 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
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
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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