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 104 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 325000，甚至达 440000，
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 3 卷第 3 期（1947 年 9 月 13 日），第 22 页；《密勒氏 评
论报》第 105 卷第 12 期（1947 年 5 月 17 日），第 319 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
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
的战争》，第 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 119，2781 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
1947 年 3 月 31 日止》，第 4 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67、201、205 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 年》，
第 139 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
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
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
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
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
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
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
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
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从重庆逃
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
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
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
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
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
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 —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 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72 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35—136 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
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
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
—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
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
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
装备海军。①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
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
是太少了。直到 １９３５ 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
员会于 １９３６ 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
不足。②因此， １９３７ 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
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
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大约 ３０ 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 ８ 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大约 １７０ 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
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
令人忧虑。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第 ３ 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
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
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７ 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 ４００ 多位头面人物
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
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
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
经开始的 ７ 月 １６ 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
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
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
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
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97 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 217—223 页；于尔
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580—585 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 3 章，1932 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292 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 324—326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
争，1937—1941 年》，第 6—10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 年 7 月 23
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
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
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
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
被国防最高会议（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
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
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
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
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
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
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
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
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
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
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
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
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
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
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
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
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
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
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
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
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
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
务已好些年了，在 １９２４ 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
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
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
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
党的严重分裂和不稳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广东和广西聚集于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