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 ２０ 年代以前——
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
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
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
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１９４０ 年，只有大约 ４２０００ 名熟练工人随国
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
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
１９４０ 年每月大约有 １０％的熟练工人，１８％的非熟练工人流动。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 ２３％。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
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
平的大约 ６０—８５％。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 １／３。
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
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
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
例如在 １９４２ 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
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
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 页；《战
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85 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 55—56、112 页，表 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 1 卷第 4 期（1948 年 8 月 1 日），第 17 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43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 20—
28 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
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
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
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
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
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
些警告置之不理，于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
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
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 １９４２ 年起，它
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
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
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
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
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１９４３ 年平均为
１４％，１９４５ 年平均为 ６７％。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１９４３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
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１９４３ 年，生产一
吨铁耗费 ３５０００ 元；政府的铁价为 ３００００ 元一吨。１９４４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 １８７０ 元至 ５０００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 １２００ 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１５０００ 元；但它只能以 １２０００ 元出售。①
最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
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 １／４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 １５％以上。
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
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 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 8 页；陶大
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 25 期（1944 年 3 月），第 11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 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 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 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 7 — 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 217 页；刘
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
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１９４４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 ５５％开工。重庆
８０—９０％的钢铁厂在 １９４３ 年春到 １９４５ 年早些时候倒闭；１９４４ 年 ３２０ 家机械
厂中有 ５０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 ２５０ 家煤矿中，大约有 １８５ 家在
１９４３ 年至 １９４５ 年间倒闭。②
到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１９４４ 年矿业生产只是 １９４２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７２％；铅，４９％；钨，２７％；锡，２７％；铜，２４％；锑，６％）。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１９４４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１３）。
①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与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 ５０％；生铁，４６％；煤，３５％；电力，８％。尽管有这些增长，１９４５ 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１１％左右的资本。然而，到 １９４２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１７．５％，资本的 ７０％，
工人的 ３２％和马力的 ４２％。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１９３５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它经营 ９２ 个工业单位——３３ 家工厂，３８ 个
矿和 ２１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１１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 １９３８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３０％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
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