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师 彭雪枫
黄克诚 八路军一部
彭雪枫 第六支队
苏北军区：淮阴、阜宁以北，西到大运河
淮北军区：南起淮河，北到大运河、徐州一线，
西起津浦线，东至大运河
五师 李先念
李先念 豫鄂挺进纵队 鄂豫皖军区：汉口以北的李先念游击区
六师 谭震林
七师 张鼎丞
谭震林 第三支队
曾希圣 第二支队
苏南军区：太湖区域。谭震林一部曾于 １９４０
年撤至江北， １９４１ 年再次进入山
峦起伏的苏浙交界区
皖中军区：长江沿线，西到安徽的宿松。抗战
后期，此区只有极少的共产党正规
部队（ ５００ 人）。这种现象的出现
无疑是基于以下二个原因：一则此
区国民党派有强大的军队，二则此
区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 １５ 由此表而来。
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
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
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 １９４１ 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
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
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
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
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
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
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
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
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
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 １９３８ 年夏
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
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
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
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
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
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
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
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
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
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
来源：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第 １ 卷，第 ４０７ 页。
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
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
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 ２３ 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
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
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
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
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
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
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
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
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
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
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
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
所观察到的那样：
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
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
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
①
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
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
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
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
①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① 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 年》 （未刊文稿），第 370—371
页。
扩展。到 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
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
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１９３９ 年年中到 １９４０ 年年末之
间的 １８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 ７００００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
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
约 ３０ 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 １９３９ 年晚些时候和 １９４０ 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
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
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
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
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直到 １９４３ 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
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
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
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
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
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
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
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
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１９３９ 年末和 １９４０ 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
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
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
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
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
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
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
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
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
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
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
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
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
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
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 ９ 和表 １４）。到 １９３９ 年底，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00—206 页。
① 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② 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
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
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
它始建于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１１ 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
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
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
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
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 １９３９ 年和
１９４０ 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 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