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
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
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
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
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
① 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16—121 页。
② 毛泽东：《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7 页。
③ 引自中央统战部 1940 年 11 月 2 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269 页。
①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36 页。
选择。
那时把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４ 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
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
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
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
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
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
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
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
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
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
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
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
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
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
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
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
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
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
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
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
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
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
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
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
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
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
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
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
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
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
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
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
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
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 １９３９ 年采用的，１９４１ 年让位给统
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
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
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
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
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
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
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１９４１
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 １９４１ 年达到高峰，此后
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 ２７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晋绥
根据地还没有建立
未计算
未计算
未计算
２４．６
１７．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３５
２１．０
北岳
６．２７
７．１２
９．７１
１４．９８
１３．６２
１０．０７
８．９
未计算
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
负担》，《经济研究》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８—１０９ 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
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
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
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
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
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①
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
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
税。
表 ２８ 晋察冀 ３５ 个村的阶级组成
地主
家庭％ １９３７ 年 土地％
２．４２ １６．４３
家庭％ １９４３ 年 土地％
１．９１ １０．１７
富农
中农
４．５０
３５．４２
２１．９３
４１．６９
７．８８
４４．３１
１９．５６
４９．１４
贫农和雇工 ４７．５３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 251 页。
１９．１０
４０．９５
２０．１２
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１９２１—１９５９ 年》，第 ６４ 页。
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 １６９—２２８ 页各处，据以计算晋
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
地位，但迟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
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 ３７．５％的规定”。
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 １９４１ 年仅有 ９０００
佃户受益。到 １９４３ 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 ４３０００ 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
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②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
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
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
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①
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
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
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
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
而不是更大。
表 ２９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担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８６００００
１４７８０００
１５５２０００
２１９１０００
２３６００００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定量的资料，但在晋
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 １９４０ 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 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
年才好转（见表 ２９）。②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
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
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
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
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①
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
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