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联合部队团团围困，靠空运不能得到充分供应，陷入几近饿死的地
步。在 １ 月 ６ 日至 １０ 日的攻击中，他们终于全军覆没。
在淮海战役期间，政府又损失了 ５０ 万人的军队，其中 ３０ 万人被俘，其
余非死即伤。司令黄伯韬和邱清泉阵亡，黄维和杜聿明被俘。孙元良和李弥
将军分别化装成乞丐和商人逃离战场。这一失败消除了政府在长江以北的最
后一道主要防线。①
对于在淮海的失败，蒋介石及其指挥官们只能指责他们自己。这一战役
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
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现象已达到顶峰。据信蒋介石
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战的决定，而不是像所建议的那样撤向淮河这一天
然屏障，而且他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权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将军刘峙和杜聿
明的手中。最后，在战斗进行期间，他还亲自干预作战计划，发布作战命令，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由于权力如此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失败的责任也只能由
一个人来负。
尽管政府军的很多部队在战场上也表现得很英勇，但他们发现自己再次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战略战术所制服。共产党照例攻击薄弱之点，先是
在碾庄，然后在双堆集，而这时政府的主力部队却在徐州闲着没事。当这些
部队终于出动时，他们也像往常那样，动得太晚，太慢，他们的车辆拥塞在
城外公路上。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击战传统，他们被追赶，被包围，在陈
官庄被一点一点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个总共有
１００ 万人投入的广阔的战场。
政府的指挥官们从没有学会有关速度和果断的课程，而这是他们的对手
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挥官们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
乏充分理解。因此，他们决不可能从这两个他们完全独占的方面得到应得的
好处。他们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仅是因为相互不团结和犹豫不决，还因为
战术计划不当、情报和后勤支援不充分。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屡屡遭到袭击、
被围困和难以调动。他们在这一战役以及其他战役中的表现，使一位最忠实
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威廉？Ｃ．蒲立特的判断更让人信服，“面对 ２００ 多万
人的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政府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具有处理全面后勤问题
的军事素养和专门技能”。①
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司令员能面对变化着的战场形势通权达变。在
① 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 178—186，240—243 页；西摩？托平：《在两个中国之间
的旅行》，第 24—48 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55—1357
页；《中国内战》，第 157—160 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 161—164 页。
① 《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 80 届国会，第二会期（1948 年 12 月 24 日），
第 12 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491 页。
把战地灵活性提高到防御战最高技巧的战略的运用中，他们合作多年，从而
最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接着，他们又成功地将这些原则运用到规模日益扩大
的进攻性作战中。民众的支前网尤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马
车、独轮车和扁担成了共产党供应线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它突出地应验了一
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东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现代化东西好。共
产党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精巧地制成了他们的战争机器。
其结果是，他们的民众人力网络为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
勤和情报支持，最终使政府军原先所享有的人数、训练和物质上的优势化为
乌有。
更一般地说，随着共产党人在 １９４７ 年不停顿地展开进攻，政府的司令官
们就陷入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再也没有摆脱。１９４６ 年曾被他们逼得全线退却
的敌人，一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里的陈旧习
惯一直支配政府军的军事思想，当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行动已使这种作战思想
过时之后很久，也还是如此。而当政府军终于出城时，他们又总是被对手战
术上的优势所制服，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自己的防御意识。
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一个较强对手作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在 １９４５
年以后就这样使他们得益非浅。就政府军而言，他们既没有利用日本人入侵
所提供的机会去发展一种有效的游击战，也没有去掌握约瑟夫？史迪威等人
曾试图教给他们的现代化的作战技术。当日本人撤出这个战场而剩下两支中
国军队相互对抗时，政府的指挥官们已不能同他们敌人的行动较量。到 １９４８
年下半年，共产党人的行动已经发展成为游击战术与运动战和阵地战有效结
合的行动，使他们能够协调地指挥远远超过百万战士的大军在几条战线上同
时进行的相互配合的攻击战。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济南失陷后不久，蒋介石表示，已对军事战略、战术、训练
和战地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尤其是不惜代价坚守据点的做法必须放
弃。①蒋显然终于领悟了他的军事问题的实质，可是这种理解来得太迟了。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332 页。
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
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
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 １ 月 ２１ 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
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 ４ 月 １ 日
抵达北平，但除了 １ 月 １４ 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
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 ４ 月 ２０ 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
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１９４９
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
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
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４ 月 ２１ 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 ３００ 英里的防线渡过
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４ 月 ２４ 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５ 月
３ 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５ 月 ２２ 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５ 月 ２７ 日打下上
海。５ 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 ５ 月 １６—１７ 日夺取了这
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 ７ 月至 １０
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 １０ 月初撤离这一战场
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 １０ 月
１４ 日和 １１ 月 ２２ 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底，林的部队
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
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 ８ 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４ 月
２３ 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
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
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
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
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
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
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 １９４９ 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
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
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
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
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
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
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
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
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
挥更加无望。①
１０ 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