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1980 年修订版《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对这个观点的处理完全不同。
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 １９１９
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
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
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①如果说
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
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作者传播并改变了的
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
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
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
毛泽东 １９１９ 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
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
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
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１９１９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 １９１９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６０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年：文献》，第 ４７—４８ 页。） １９７８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１９８０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１９１９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５ 期，第 ８３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１９１７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１９１９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
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 １９２０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
是决不一致的；从 １９１７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
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
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
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
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
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
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
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
“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
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 １９１９ 年文章中的
“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