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与 １７９７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 １８０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
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
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
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
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
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
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
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 １８４０ 年，这可能过分强调
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 １８００ 年作为 １８ 世纪
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 １９ 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
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１９１２—１９３０ 年，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１８００—１８６４ 年
第一个时期，以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 ６０ 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
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
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１８ 世
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
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
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
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
１８５３ 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 １８ 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
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
所激发的叛乱。１８１３ 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
官吏为之震惊。②到 ５０ 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
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
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
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１９ 世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
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43 卷第 1 期（1983 年 6 月），第 291—332 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 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特别是第 3 章。
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
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
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
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
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 １７５０ 年有 ２—２．５
亿人，而在 １８５０ 年为 ４．１—４．３ 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
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
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１９ 世纪中期，
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
队，在 １９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
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１８６５—１９１１ 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
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
２０ 世纪的头 １０ 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 １９ 世纪中期的
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 １８９０ 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
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 ２０ 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
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
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
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
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