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
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 年受辱于“二十八
个布尔什维克”，和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４３ 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
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
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
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
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 ２ 节里，我提到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
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
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
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
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
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
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90—301 页。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698—700 页。1943 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
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
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 177 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
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 年第 7 期，第 2 — 4 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
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 345—346 页。关于 1945 年 4 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36—337 页。关于从 1943 年 3
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 年第 2 期，第 77—78 页。
① 《致何凯丰》（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13 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 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
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
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 50 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
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
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
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
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
在农村 １５ 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 ４０ 年代初，这一经验教
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
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
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
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
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
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
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
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
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
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
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
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
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
的……①
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 １９４３ 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
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
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 １９４３ 年应由财经办事处
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
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
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
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
问题”。③
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１９４９ 年以后，
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
面意思是“ｔｏ ｍａｋｅ ｏｎｅ”，“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它有时被译为“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ｔｏ ｕｎｉｆｙ”，也难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
业》，见《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3—264 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73 页。
③ 《毛泽东集》第 8 卷，第 265、273 页。
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
最好把“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 ４０ 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
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
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
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
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
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
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
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
决定意义的……②
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
东起草的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
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
称：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
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
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
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
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
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
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
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
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
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
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
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
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而言，反映了对 ４０ 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