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鉴于 ３０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１０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３０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Ｋ．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１０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比 １０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Ｋ．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 １９２９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１９３１ 年，政府废除了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 １９３５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 １９２８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２３００ 英里——比 １９２７ 年轨长增加 ４７％。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７０％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Ｍ．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１９２８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１９２７ 年上海 １８２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１９３０ 年足有 ２／３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１９３４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１９３６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３８．７％——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６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 １０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１９３５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 １９３６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 １２％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 １９３４ 年末的
１２６０ 万元跃至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的 １．１５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 ９０００ 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 １９３５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 １５ 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 １３％。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 １９３６ 年和 １９３７ 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 250 页；科布 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155 页。
②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 66—67 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20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45—246 页。
国家资源委员会似乎既与孙逸仙的经济模式一致，着重发展重工业，又严格
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推动。资源委员会创立于 １９３５ 年，是蒋介石的军事委
员会的隶属机构，宗旨是建立支持国家武装力量的工业基础。为完成这个目
标，资源委员会在 １９３６ 年拟定了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资
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认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业区，远离易受敌方攻
击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两年，资源委员会最有雄心的项目定
在湖南，并开始建厂，生产钢铁、重型机器及无线电和电气设备。生产煤、
铁、锌、锡及铜的矿山，也计划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从一开始资源委员会就深感财力不足；计划投资 ２．７ 亿元，该委
员会仅收到 ３０００ 万元。由于资金短缺，该委员会仅建成三个新工厂，１５ 个
设计项目仍处于计划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最明显的发展要归因于
几家原有的私营企业——几处煤矿、一处铜矿、一处油田及一家电气公司—
—这些企业，部分地通过没收由该委员会接管，然后经营。不然的话，该委
员会的工作在战争爆发时就仍基本上处于筹备阶段。①
由国民政府参与这些经济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整个清
朝时期，很多时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在
１９ 世纪末自强运动时期，官吏深深插手经营若干受西方启发创办的经济企
业，即使有些企业表面上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这些企业中，政府的利益和
钱款与领导官员的私人利益和钱款混在一起，无法区分。然而，在军阀时期，
政府和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松散。由于政府权能的削弱，私人企业家得
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预和控制。但是，在国民党人至少部分地恢复了政府
权力的时候，政府又开始参与经济。像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官员，既在职
务上又在私下开始插手经济企业，与李鸿章在 ９０ 年代的作为并无二致。所
以，国民政府作为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增长，实际上是再次坚持传统的政治行
为方式。①
① 科尔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 235—240 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 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
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