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② 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① 《北华捷报》， 1936 年 9 月 16 日，第 482 页。
②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２／３。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１９３２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 ３０ 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 ３０ 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 １９３５ 年，中国约 ５４％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3 页。
② 同上。
① 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 111—112、126—127 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 年》，第 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 18—22 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 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98 页。
第 ４ 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 １０ 年，即从 １９２７ 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 １９２７ 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 １９２７ 年秋到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１９３４ 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 １９３７ 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 １９２７ 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１９２７ 年下半年是瞿秋白，１９２８ 年夏到 １９３０ 年夏是李立
三，而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到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是国际派（即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高峰时期的近 ６００００ 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 １００００ 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 １９２７ 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 １９２７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 １９２７ 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 ２８ 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 １９２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 １９２８ 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