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另一方面，他加紧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
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
② 《红色文献》，第 194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12 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65 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 2 卷，第 306
页。
③ 《斗争》，第 47 期（1930 年 2 月 16 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 年 6 月 28 日。
最迅速的处置。”②
毛泽东对这一类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尚处于发展阶段，它们表现
出极大不同。他作为那块根据地的创建者，曾与群众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
时间比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任何一个都长。虽然他可能还没有将他的经验概括
成一条政策路线，但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两个基本点——群
众有批评红军的错误、帮助红军改正错误的权利，以及党的决议应当通过群
众来贯彻实施。③当然，当时红军是由党的政委们控制的。④批评红军的错误
等于批评党。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说明了党的正确领导的智慧和能力的源
泉：“上级组织必须清楚地了解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这就是
正确领导的社会根源。”⑤在 １９３２ 年，这样的思想导致了以下结论：“所有
脱离群众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义。”⑥
反对官僚主义（即命令主义和自命一贯正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毛泽
东的群众路线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众的
小学生，而不只是他们的领导者，并且不能把群众视为愚蠢笨拙的乡巴佬，
而应当信任他们，让他们参加行政管理和政治运动。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
发动群众而不损害他们的意愿。根据毛在 １９３３ 年清楚形成的群众路线的概
念，不论是先锋队还是阶级，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必要
接受教育。每个人，包括干部和群众，通过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坏的习惯和
作风，使正确而可靠的情况能从基层反映上来，成为正确的决策的基础，并
使决策得以贯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旦苏维埃制度由军队建立，在这一制度下要尽可
能地关心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产、惩办反革命和
反动派、以及提供救济时，军队本身为建立政权要担负起宣传和组织群众的
任务。①政权巩固后，它的经济和政治措施都应以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和合理
分担赋税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需要经济结构的改革，如合作社和
互助组。②它有时还可能需要生产运动和“劳动模范”的惯常作法。有时甚至
红军战士也参加农业劳动。③为了动员妇女，苏维埃共和国引进并通过了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的《婚姻法》，而妇女的活动从锅台扩大到田间和战场。④１９３４ 年红
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提高了妇女在残存的游击区中的作用。妇女活动分子并不
那么害怕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她们搜集情报，为游击队运送粮食和其他必
② 同上书，1934 年 5 月 25 日。
③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④ 1931 年 9 月 1 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02—304 页。
⑤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82 页。
⑥ 同上书，第 3 卷，第 168 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3 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38 页；《红色中 华》，1934 年 7 月 26 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 154 页；斯诺：《西行漫记》，第 183 和 253 页。
③ 《红色中华》，1934 年 6 月 30 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100 页；《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3 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 13—15 页； 《红旗飘飘》，第 11 集，
第 166、171 和 210 页。
需品，护理伤员，并且参加战斗。①
在执行法律方面，群众必须与他们的敌人划清界限，并使法律能为他们
所理解。《婚姻法》和《劳动法》显然是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而管制反革
命活动的法律和法规则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②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苏维
埃政府不那么关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关心看起来是否公正。因此审讯是在
群众监督下公开进行的，同时教育并告诫群众。③不管苏维埃的司法制度可能
有多少缺点，它恰给中共的主要敌人陈诚将军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
于它周密考虑排除个人感情。它的好处表现在很少出现贪污腐化的案件。”④
假定毛提出的群众路线已赢得党的领导人的赞同，那么其他苏区接着也
会接受它，连同它的一切组织和机构。的确，在鄂豫皖苏维埃，动员群众的
基本模式是相似的，与中央苏区相比，或许不那么注意经济工作，而更多注
重解放妇女。⑤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张国焘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为唤起群
众的一种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红军保护群众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许更多
依靠强制，而较少依靠细致的说服；以致军事上的挫折常导致他的群众工作
的崩溃。①张国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众路线就不同于毛泽东的群众路
线。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判断，湘鄂西苏区在鲁莽而顽强的贺龙领导下，在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年间似乎曾建立起一个比较周密的群众组织的网络。他的苏区通过开
展生产和垦荒运动及反对迷信、吸毒和赌博的运动来解决生产和社会福利问
题。但是夏曦，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
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
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３０ 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
敏指挥的 １２０ 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
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
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
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
① 《红旗飘飘》，第 1 集，第 74 页；第 7 集，第 79—108 页；第 9 集，第 176— 178 页；第 11 集，第 151、
200—208 页；《星火燎原》，第 4 集，第 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 1933 年 10 月 15 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 16 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民政经验》，第 5 章 B 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04—406 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413—414 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3 页。
⑤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462 页和第 6 集，第 379—380 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19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685 页。
② 《星火燎原》，第 2 集，第 100—102 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 1 集下册，第 617 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 94—95 页；《星火燎原》，第 2 卷，第 510—522 页。
④ 根据 1991 年 7 月 31 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 期（1973 年 1 — 3 月），
第 59 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149— 151 页。
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
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
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 １９２７ 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
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
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
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
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
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
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
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
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
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
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
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
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
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
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他认为 １９２７ 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