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
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 １９３１
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
“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
（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 １９３３ 年和 １９３４ 年全年报道过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147—148 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
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 20 期）中，
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61 页）中，
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
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 1980 年 7 月 7 日和 8 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8 页。见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 25 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28、47—48 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 46 期，第 99 页。
② 《教务杂志》，第 13 期（1931 年 6 月），第 468 页。
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 Ａ．Ｊ．比林汉考察
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
是国民党。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
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
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
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
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
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
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
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
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
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
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１９１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
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
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
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 １９３０ 年，１３
个左右苏维埃约有 ３００ 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
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至 １０ 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
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
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②这一事实
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
构的倾向。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 ６ 个月的
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
治活动。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
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
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 年 7 月 22 日，1933 年 11 月 18 日和 1934 年 1 月 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 238—239 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28—129 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230 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
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 213 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
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 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
《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1—52 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 19 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
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
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
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
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
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
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
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
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
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
的经验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
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
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
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
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
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会上
受到严厉的批评。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
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
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
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
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 324—327 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 年》，
第 87—91 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357—361
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 1930 年 5 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
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67—69 页和第 47、56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73—75 页和 179—184 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191—192 页和第 245—248 页；《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99—100 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43 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 1960 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 236 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 年 6 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 年：
文献研究》，第 153—155 页。
⑤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508 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
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
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