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 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
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 ２４０００ 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
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
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
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
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
刘少奇
１９３４ 年底或是 １９３５ 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
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
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
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
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 ８ 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
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
其外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党员能在合法的组织中工作，从而能
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在实际上不触犯法律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罪。①刘的
作风是严格的统一战线作风，他组织学生学习小组和艺术团体，建立学生的
民族救亡协会，并声援驻在北平地区的第 ２９ 军。“一二？九”运动后组织的
有 ４００ 至 ５００ 名学生的农村宣传队（南下宣传团）在刘看来似乎是太激进了，
只会起暴露左翼青年运动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励组织半公开的民族救亡
先锋队（“民先”）——在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创立时只有 ３００ 人，但到 ７ 月已发展
到 １３００ 人。②在学生联合会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陈伯达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成立于 1928 年，1932 年扩大为党务调查 处，该处同时对外用特工
总部名义。同年，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成立。1935 年，党 务调查处与复兴社特务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党务 调查处为该局一处，原复兴社特务处为该局二处。1938 年，军事委员会调查
统 计局进行改组；该局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中 统”），该局二处称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通称“军统”）——译者。
②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228—261 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 408—414
页。
③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 66 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 1 卷，第 208—209 页；易劳逸：《国民党中国的法西 斯主义：蓝衣社》，
《中国季刊》，第 49 期（1972 年 1 — 3 月），第 1—31 页。
① 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共产党人》第 1 期。胡佛研究所有这篇论 文的手抄本。
② 李昌：《回忆民先队》，《一二九回忆录》，第 16 页。
和黄镇在幕后工作。黄甚至设法使自己被推选为清华学生会主席。③刘少奇用
这种方法保存了他的宝贵的干部，并将学生和河北驻军置于他们的影响之
下。这批人就是闻名的一二？九干部，战争爆发后他们转移到河北和山西农
村地区做农民工作，帮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１９２７ 年的经历就这样重演了。
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农村的公开工作中，刘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带着这样的成就，他于 １９３７ 年胜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够的声望批评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并获得政治局一个席位。刘和毛的联盟可能就是在这个时
候建立的。然而，刘在“白区”工作时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要处理，没有官
僚主义要应付。他在理论上的追求表现为研究一种道德哲学，这是秘密工作
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马克思主义守护神害怕踏入的哲学禁区的第一
个重要共产党人。
③ 同上书，第 187—189 页。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当徐海东的部队最终到达陕北根据地时，那里的苏维埃才
重建两年。这个苏维埃声称有六个县，首府在瓦窑堡，曾一度被蒋破坏，这
主要由于有中国华洋义赈会修筑的公路。这也曾阻止它和张国焘在川北的苏
维埃连成一片。①当 １０ 月毛泽东和他的东路军到达时，他们增强了苏区的力
量，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１９３６ 年中它的首府迁到保安，接着于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迁到延安。到第二次统一战线建立时，它大约管辖 ３５０００ 平方英里面积和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口。②张学良的东北军恰巧也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调往西安与共产党人
作战。在国民党计划的最后的歼灭战中，只有 ８０００ 名健壮的红军与 １７ 个国
民党师对抗。③
主要由于长征中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和张国焘本人的错误和笨拙的策略，他
们在长征中衰落，终于给了党自陈独秀领导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
统一。中共处于穷乡僻壤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对方，蒋以镇压“共匪”为
由，设法把他的军队、政治机构和经济制度渗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 １９１６
年袁世凯去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定程度的国家统一。西南各种地方势力在巩
固其地位的过程中，不得不在国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择——要么与中共谈判以
阻挡蒋的势力，要么屈服于蒋的压力不让共产党进入他们的地盘。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个巩固的过程对中国是有利的，或许帮助中国经受住了八年抗战
的紧张和压力。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应，这
就是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发表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在这个决议中，党想象
蒋介石的政权在日本的压力下可能分崩离析，所以没有考虑与蒋介石的联
合。但是这次号召在苏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国内一般认为这主要
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保卫中国。决不能让这次号召成功
地使中共分享国民党对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在许多人看来，中共依然只是
俄国的工具。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蒋介石最后一次围剿期间广昌陷落后，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建
议有了新的意义；这次建议成为扭转日益恶化的内战形势和拯救中共走出困
境的一种尝试。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央委员会致国民的信，故意对国民党在
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含糊其辞。国民党没有明显地被排除在联盟之外；推翻国
民党的目的也没有被放弃。①战争形势恶化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变得温和起
来，这表现在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恩来的六点建议中，②它提出建立一个包括
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蒋介石的军队——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个新建议全然
是实用主义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它在萌芽状态就包含了指导革
命从衰败的苏维埃走上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论定则。旧的列宁关于民族
统一战线的论点显然值得重提。在列宁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没有终极的价值；
但在处于日本侵略压力下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换
句话说，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会逐渐掩盖社会的解放斗争（反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 6 页；《红旗飘飘》，第 3 集，第 168—180 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75 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 2355 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 226 页。
② 《红星》，1934 年 7 月 20 日，第 1 页。
封建）。在重提这种思想时，中共还记得 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７ 年第一次统一战线
的痛苦经验，特别是据信由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叛变”。如
果中共为了反帝斗争要缓和他们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须回答下列问题（用当
时的话说）：这是一种民族政治水准的包括一切与蒋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统
一战线呢？还是一种以动员工农兵为基础的某种社会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
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足以监督领导人物以确保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成功？这两种
途径的矛盾是明显的。那末中共在策略上应该在动员和武装群众之前建立统
一战线呢，还是相反？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独立
的中共武装力量。在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３６ 年，中共确有一支军队和一块地盘。为
了团结抗日，党应当放弃它们，还是应当让抗战去巩固民族团结，不使两个
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牺牲它的自主权？与这后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这个统
一战线的性质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暂时的，那么这两个对立的
政党为民族的生存建立联盟无需同时放弃各自的长远目标，而完成这些目标
需要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和地盘的扩张。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国必须经历一次
基本的政治变革，以容许各政党用和平的方式为他们的长远目标竞争。这一
变革需要全部军队的国家化，建立民主的议会，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
在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６ 年，最困难的问题是：考虑到蒋的敌意和反复无常，与蒋
搞统一战线是不是有意义和有效？这些问题在 １９３５ 年夏季的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