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播种、灌溉、除草和收获庄稼。１９２６ 年的一份关于陕西中部泾阳县云罗店
镇周围 ２４ 户农家情况的研究报告说：“根据劳动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况来
看，５ 月到 ９ 月是最繁忙的月份。”②另一份 １９２４ 年对山东省潍县农民的研
究报告的结论是，“农事开始于 ３ 月末，到 １２ 月 １ 日结束”。③在中国中部、
东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于一年种两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样
两年种三季。稻谷在 ４ 月栽种，在 ７ 月末和 ８ 月收获。④然后农民在秋末播种
小麦、大麦和绿肥作物（蚕豆等），并在春末收获。这就是 １９３９ 年上海周围
富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普遍情况：
在上海附近农民种两季庄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关于夏季作物，他们
种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时间是在 ４ 月末到夏末之间。关于冬季作物，
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蚕豆，从晚秋到初春之间。他们消费全部稻谷、大麦
和大豆，而把小麦和蔬菜卖给中间商和其他买主。⑤在东南地区，农民从同
一块地里收获两季稻谷，春末播种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种第二季。①
生产每一种庄稼需要一定数量的家庭劳力。在潍县，Ｗ．Ｙ．申发现每亩地
上每年耗费的男劳力工时，随不同作物有很大变化：每亩黄豆 ２８．２ 小时；小
麦 ３６．６；高梁 ７２．５；谷子 ７９．０；甘薯 ９１．６；烟草 ２４１．１。②而且，所需劳力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员报告 １９４０ 年在彰德县③宋庄观察
到的情况如下：
这个县甚至农业也极端依赖人力。在灌溉条件好的农业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宋庄
种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劳动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劳力甚至更多一些……种植棉花，仅仅
灌溉就要占总劳力投入的 １／３；种植谷子，灌溉要占总劳力投入的 １／４。④
农户耕种较多土地，超出一定农田规模时，他们对每单位土地的劳力投入下
降，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和产量也下降。在满洲，日本人在 １９３３ 年发现，２３０
个村庄的 １００４７ 户农民中，当农田达到 １５０ 亩后，单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数开
① 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177—178 页。
② 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 9 卷第 1 期（1936 年 4 月），第 171
页。
③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第 3 卷第 2 期（1928
年 8 月），第 653 页。
④ 《中国经济杂志》（1927 年 11 月），第 921 页；《中国经济全书》第 8 卷，第 31—32 页；《中国经济
月刊》（1926 年 8 月），第 295—299 页。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 667 页。
③ 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 118 页。
始下降；而达到 １０００ 亩后，劳动量就减少。⑤卜凯也在报告中提出；当农田
规模扩大时，人力等价劳动单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田到达一
定规模后，每公顷农作物的产量和劳力投入均有所下降。⑥１９３９ 年，一个日
本人在江苏松江县四个村的调查也发现，在华中劳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也
有同样的逆向关系：
我们观察到农田不足 ４．９ 亩时，每亩要用 ５０．４ 个工；农田在 １５ 亩到 １９．９ 亩之间时，每亩
用 ３１．５ 个工；农田超过 ２０ 亩时，每亩用工不多于 ２１．１ 个。所以，随着农田规模扩大，单位土
地的劳动量有下降的趋势。规模最小的农田使用超出农户需要量的劳力，并且雇工，即使它们
的劳动能力比大农田为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①
这个日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这种逆向关系是显著的，但这是表征前现代化农
业，甚至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关系，近年来已成为一项大力研究和理论探讨的
课题。
这种土地制度有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连续不断的活动，在
土地与劳力之间要求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一关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
灌溉或除草的过程中抽走了劳力，就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水平。１８６９ 年冯？列
区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时，就注意到这一重要事实。
这片休耕（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的地区，曾是一片沃土，供养过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
还没有耕种。原因似乎在于中国利用土地的方法取决于一定规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规模太小，
甚至不能耕种一小块土地。此外，中国人的有限劳力补充和落后的农具，似乎是劳动组织十分
紧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国家，耕地的规模，似乎与一定数量的人所能提供的
肥料的数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关系。如果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战争死去，所提供的
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潜在的耕地规模就要减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
耕种。②
然而，这就是家庭农田得以供养中国众多人口的土地与劳力之间的关系。
村庄和农户
农村家庭的组成，少的为 ４ 至 ６ 人，多的可达 ３０ 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
村庄里。在气候恶劣的东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现。这些拥有 ２０ 到 ５０ 农户的新村落，接纳了来自北方
各省的移民，并向他们提供了种植大豆和粮食的机会。往南在南满和辽东半
岛丘陵起伏的乡村和贫瘠的沙土地上，村庄就更多了，有些相距仅半英里。
这些村庄也较大，有时多达 １００ 户，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
走去，穿过华北平原——这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地区，尽管有严寒酷暑，在
夏季旱魔不时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传教
士阿瑟？Ｈ．史密斯估计，这一地区典型的村庄有 ８０ 户。但是在河北一个方圆
⑤ 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 88—89 页。
⑥ 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 293—294、291、306、297、295 页。
①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 158 页。
三英里的地方，他发现有“６４ 个村庄，最小的有 ３０ 户，最大的超过 １０００ 户
而平均则是 １８８ 户”。①几十年后，中国学者研究平汉铁路线上北平以南的定
县时发现，一个村庄平均有 １５０ 户，大约有 ７００００ 人居住在 ４５３ 个村里。②
在华中东部稻麦区，气候较暖，雨量变化不大，土壤略带酸性——这些
条件对较高的作物产量有利。到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这里能看到成千上万个村庄
麇集在一块块的河湾处，或在一条溪河边的高地上。村落的规模比淮河以北
的要小。在江苏 ４ 个县，２７ 个村平均每村 ３１ 户；在浙江 ４ 个县，３１ 个村平
均每村 ３９ 户。①在最东南端的广东省，地处热带，农民能种植水果，从事养
鱼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大量不同种类的作物；而水稻在许多地区可一年
两熟。在很偏僻的地区，如毗邻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岛屿上，有些村庄仅
有 ２０ 到 ４０ 户；大多数不及 ２０ 户。②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例如高要，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早期一次调查说，有许多村庄超过了 ２００ 户。然而，农户数的变化
幅度是很大的：对 ５０００ 个村庄抽样调查表明，有的社区只有 ２２ 家，而最大
的村社则有 ９２７ 户。这个变化幅度与华北平原上的村社相当。③在江西、湖南、
四川和云南各省，村庄规模的差异和无规则大致类似。在华中和西南的一些
新的居住区，村的规模与中国传统农业区——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闽江流域、
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较为古老的、较大的村社相比，看来
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过一个世纪的地方，尽管村的规模不尽相同，但大
多数都很小，彼此相距仅一投石之遥。很多村社十分紧凑，各户密集在一起；
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区，农户之间才有一定的距离。
农村的上层人物
每个村庄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土地，在村庄事务
中起着领导作用。有些村庄，实际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属于一个或两个这样的
家庭。在河北密云县的小营村，王家和周家拥有该村 ８３％的土地。在山东曹
县的高魏庄，魏家拥有村里 ６０００ 亩土地中的 ５７００ 亩。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的
马家，拥有该村 ９０％的土地。江苏萧县的长安村由六个小村子组成；其中之
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①
在其他的村庄里，大多数土地可能属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栈），或者是
属于住在别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镇上。１９３５ 年在安徽旅行
的一位中国学者，报告了一个非在乡地主的实例：
距县城（阜阳）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住的主要是佃户，他们的稻田被细分为小块。如果再
往前走，就会发现自耕农的数量在增加。据这些佃户说，离县城最近的土地是属于住在那里的
商人的，他们每人拥有几百亩土地。当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发现沿泉河有一条长墙。我们了解
① 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 18—19 页。
② 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 22 页。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