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 ２５ 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 １９３９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 41 期 （1965 年 6 月），第 193
页至第 206 页；见第 200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 1 卷，第 103 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 2 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 15 卷第 4 期（1934
年 10 月），第 338—414 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
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
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
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
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
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
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
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
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 １８７０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
加，此后下降了。②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③许多
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
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
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
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
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
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
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 44— 45 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 卷第 3 期（1965 年），
第 614—632 页；见第 619 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1—19 页；见第 1 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 621—624 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
４８％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２５ 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
料，也发现大约 ５０％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
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
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
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
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
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
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
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
罕见。①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
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
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②另一方面，大农
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
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
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
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
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
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
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
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
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
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
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
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②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 60 页。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 65—80 页。
④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 12 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 173—191 页；
见第 186 页。
② 同上书，第 184—185 页。
农业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
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
——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
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
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
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
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才发
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 １８９０ 年到 １９２０ 年期间一直是相对
稳定的。①
可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
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
泛失控的水旱灾害。Ｗ．Ｒ．迈尔斯 １９３１ 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 １０ 年（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
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②到 １９３１ 年，农业
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 １４ 个省，包括大约 ２．８ 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
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 ５％。③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
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
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
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
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