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
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户，和另一些只是为了充分
运用有利的政治形势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胁、
劫掠或殴打，少数被杀死。但是，这些行为，一般似乎是针对那些拒绝实行
减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种或转租给比较顺从的佃户（这是一种只有在佃户严
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为当地习俗认可的行为）的地主。确实，许多地主的阻
挠策略导致了有关实施新的租约的命令：旧租约被宣布无效，只有遵守二五
减租的租约才是有效的。关于计量单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户或行政方面
的关于地主使用的计量单位“太大”的抱怨一样多。正是为了防止欺诈行为，
调解委员会被迫推行他们自己的计量单位。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禁止佃户在
以实物交租时，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湿。
从减租引起摩擦和纠纷的恢复，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特权阶
级的抵制证明是成功的。罢税的威胁促使省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因为
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钱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计划。从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
起的骚动中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这种骚动是长期积累的失望的发泄。佃户
们并没有主动对地主的契约提出疑问，但是，一旦当局采取一项新的措施，
它就成为骚动的催化剂。
浙江佃户与地主之间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这个国家的其
他地方发现。最为频繁发生的冲突与地租的数额或地租的押金有关；歉收时，
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为地主自己的赋税增加了），就是拒绝降低地
租（或者是拒绝降低到佃户所要求的数额）。然而，还有许多关于利益上的
抵触，很难将其罗列：农民被抽佃，有关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计量单位引起争
执，催甲过份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时，佃户指责非在乡地主的代理人，除
为地主索取一大笔押金外，还为他们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户们还指责代
理人当土地未被租用时，因介绍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贿赂。至于地主方面，他
们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绝交租（实际上往往是无力交租），但是，
有时也涉及偷水或盗伐竹林。①
许多争执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绝大多数减租请求是在荒年提出的。
一次关于上海腹地的调查列举了 ２２０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的起因。除 １５ 起是
拒绝在荒年减租外，有 ３９ 起事件是因天气反常引起的（洪涝 ２４ 起；风灾造
成的破坏 ８ 起；干旱 ７ 起），２３ 起是因蝗灾引起的。②这里，我们要强调两
① 萧信谊（音）：《从 1927 到 1945 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
年），第 96—97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6 页。
点：（１）“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２）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
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调查，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这 １０ 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
闻报》）上，总共记录下 １９７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③在前 ３ 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 ９—１１ 起。在第二个 ３ 年，即动荡不安的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 年，每年的次数在 １７—１９ 起之间徘徊。从 １９２８ 年起，每年的次数从
未低于 ２０ 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 ５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 ３３％，上升到后 ５ 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的 ３９％。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１９２９ 年发
生的事件总数为 ４６ 起（２３．３５％），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
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 １９３０ 年则不超过 ２０ 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
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１９２９ 年发生了 １８ 起风潮（整个 １０ 年总数为
７３ 起，几达 １／４），而 １９３０ 年仅 ４ 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
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
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
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
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
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
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
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
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
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
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
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
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
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
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
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
③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26—38 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 220 种起因的 197 起
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①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中国论文集》，第 17 期（1963 年），第 225— 226 页。
②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6 年 12 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
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
① 如 1934 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第 198 页。
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
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
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
或甚至被杀死。②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
度过收获前的难关。③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
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
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
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
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
④这个晚清中国及 １７ 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 １０
年期间依然存在。①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
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
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
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
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
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约有 ５０ 名示威者被捕（在 １０ 月 ２１ 日），从而引起了一
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
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
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
了 ２００ 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
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
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
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 １２ 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
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８ 人死亡，至少
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
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
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