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于 １９２７ 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
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
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
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
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 ２４０ 个村庄中组织
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
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
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徒将
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
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 １９３０ 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
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①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至少得到政治当局的暂时保护，他的实
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前是冯玉祥
② 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 112 页。
① 同上书，第 67—69 页。晏阳初的主要外国援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① 见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选》；也见载于陶行知：《行知书信集》的 320 封信。
手下的一位将军）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 １９３１ 年在邹平
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 １９３７
年超过 ７０ 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
权，在 １９３３ 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
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
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
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
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
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晓庄办的学校（该校为梁漱溟所景仰）一样，梁漱溟办的研
究院也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
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
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
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
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
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
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
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邹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
进了民众参与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过，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
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
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
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
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
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①
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
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
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
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
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
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
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
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
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
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
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 １９２９ 年促成他与王鸿一
（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
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
① 梁漱溟：《北游所见纪略》，载《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 287—288 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湖北地方政务研究会调查团编：《调查乡村建设纪要》，第 75—76 页。上述关于邹平的说明
得益于艾恺：《最后一位儒家学者》，特别是第 238—278 页。
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
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
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
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
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
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 １９３０ 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
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
在 １９３３ 年被“土匪”暗杀。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
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的情况下，像彭禹庭所从事的事业很难存在下
去。①
可以预料，南京当局也逐渐卷进乡村建设中来。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
“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
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
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 ＣＣ 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
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
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
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
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
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
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
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
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 １９３６ 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
“实验”地位旋即撤消。①
由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
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
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
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
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
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
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
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
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
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
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
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
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
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
参与与官僚政治：历史的进程
① 《镇平县自治概况》；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载《远东研究中心
文化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86 页。
① 陈果夫：《苏政回忆》，第 14 页。许莹连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第 530—648 页。
从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开头提出的两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现一个
真实的矛盾。事实上，地方自治的发展并不是在参与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这两者之间的一连串的选择。勿宁说，它是以一种交替更迭的方式进
行的，表现为民众要求参与地方政治，却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决定制订宪法，是出自一种心态，认为参与最终将导致增强官
府的特权。县议会的历史表明，起初是充满热情，地方名流广泛卷入，但却
以县知事操纵的参事会增选议会的领导人，从而极大地加强县知事的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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