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
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
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
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
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
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
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
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
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
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
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
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4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35—151 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59—94 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3 期
（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页；和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 ７３０００
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２０ 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 １９１０ 年，
有宁波旅客 ４６７０００ 人到上海，４７００００ 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
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
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
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
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
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
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
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广东东部，农
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
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１９２７ 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
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
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１９ 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
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
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 １０ 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
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
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
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
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 １８ 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
高的社会地位。在 １９ 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
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
①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 年，第 270 页；1900 年，第 374 页；1910 年，第 525 页。
①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 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
《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
第 94—95、101、189—193、213—215 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 民党在农
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
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 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92—295 页
和各处；又见本书第 5 章（迈尔斯著）。
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
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
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
到 １９ 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
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
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
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①这种
绅商的融合现象因 １９０５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
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
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
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
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
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
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
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 ２０ 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
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
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
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
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
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
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 １８ 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
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
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
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
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
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 １９ 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
①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
106 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 2 卷第 10 期（1973 年第 10 期），第 11 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
第 83—84 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第 82、93、174 页强调了继续
存在的差异。
①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 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