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 ３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１９２２ 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65 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 8 卷第 1 — 2 期（1921 年 1 — 2 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质量很低的大学；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103 页。
③ 克拉伦斯？伯顿？戴的《之江大学：简史》记载，1930 年的调查显示学生对宗 教集会和课程不感兴趣，
只有 25％左右的大学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④ 属 30 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学生运动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之江大学；见卢茨：《中国和基督
教院校，1850—1950 年》，第 330—333 页。
１ 、国立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５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交通大学（三个校园）①
北洋大学
东南大学（后为国立中央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
２ 、省立大学
山西大学
鄂州大学预科②
３ 、私立大学
民国大学
中国大学
朝阳大学
平民大学
南开学校大学部
河北大学
院校
２
１３
分类数目
× ×
×
×
×
×
×
×
×
地点
×
×
唐山
太原
清苑
复旦大学
大同学院
南通大学农科
仓圣明智大学③
夏门大学
中华大学
明德大学
４ 、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东吴大学—校本部
—法律科
金陵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震旦学院
１７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南通
×
厦门
×
×
×
济南
×
苏州
×
×
×
×
沪江大学
三育大学
院校
分类数目
地点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南京 武汉 福州 其他
×
×
福建协和大学
之江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文华大学
雅礼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
岭南大学
夏噶医科大学④
×
×
×
×
×
杭州
长沙
成都
总计
３７
注：３７ 所大学有 ４０ 个校园。
７
１０ ２
２
３ ４
２
１０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１８９７—１９３１》，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卢茨：《基督教院校》，第 ５３１—５３３ 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
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３０ 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 ２０ 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 ３ 所示，１９２２ 年它
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
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
“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１９２２ 年在北京举行的
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
运动。如胡适于 １９２５ 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
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
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
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
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
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
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
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
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
①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1925 年在燕京大学的讲话），《胡适文存》第 3 辑第 4 卷，第 728—733
页；关于有用的述评，见杰西？G。卢茨：《中国民族主 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现代亚
洲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1976 年 7 月），第 395—416 页；又见山本澄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关于
详细情 况，见叶家哲：《宗教、爱国心和中国学生：1922—1927 年的反基督教运动》。关 于反教会运动
与收回教育权之间的联系，见杰西，格雷戈里？卢茨：《民族主 义、中国政治和差会》（未刊文稿，1984
年）。
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
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
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
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
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
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
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
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
一部分。到 １９２０ 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
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
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１９００ 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
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
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１９１６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
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
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
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
的地方。”②
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 ２０ 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
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
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
意发展科学”。①
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
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 ２０ 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２０
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
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
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 １９１４ 年在康奈尔建
② 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
① 1927 年北伐期间，青年军官们告诉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师，一打完仗，中国将 “注意收回教育权”。戴：
《之江大学：简史》，第 56、59—60 页。参阅卢茨：《基督 教院校》，第 225 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 1049 页，《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8 年 12 月）上蔡元培
的发刊词。
③ 任鸿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 年）。
①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第 297 页。
② 罗杰？S。格林：《科学教育诸方面》，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 101 页。
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
“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
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
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
仅在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