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 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 130、209、
120—211 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
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2 卷，第 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１７０００ 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点，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数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
工科则为 １５２００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２０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 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１０％。１９３４ 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１５％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
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４．５％的高
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 ３２．５％，公债还本付息占 ２４．１％。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
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
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 １９２９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
学生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人，月拨款为 １５ 万至 １６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 ３５００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 ９ 万元……。③
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39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126 页。
④ 同上书，第 125 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25、138 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
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130 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
中国》，第 503 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3—176 页。
② 同上，第 175－177 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 1928 年至 30 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9 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１９２９ 年后，国民
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
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
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
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
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
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
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
１９３１ 年日本入侵满洲，１９３２ 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
化，发展为 ３０ 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
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
所激励，势必在 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３６ 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 ４），表明高等教育自 １９２２
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 ３），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
国立部分的增长，１９２８ 年后从 ５ 所增加到 ２３ 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
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
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 １９３４ 年，上海在全国 １１０ 所高校中占
２４ 所（２１％），北平次之，占 １７ 所（１５．５％）。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
学校数量最多，以 ９ 所（８．２％）居首位；广东以 ８ 所（７．２％）居第二。在地
理分
表 ４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 191—201 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 年 6 月 27 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
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63 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第 5 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
《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
世纪 20 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 20 世纪 20 年
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 94－170 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
（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 504—514 页
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 108 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
模与教育部的 1934－1935 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 所；公立技术，2 所；省立，28 所；市立，2 所；
私立，52 所。这些总数可同 1928－1931 年院校 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 59 所，其中国立
15 所，省立 17 所和私立 27 所；技术学校 27 所，其中公立 21 所和私立 6 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
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 年 8 月至 1931 年 7 月）》，表 1。
地点
（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
省立
市立
私立
上海＊
北京＊
河北
广东
湖北
江苏
南京＊
山西
浙江
福建
四川
河南
山东
江西
湖南
广西
（ ２４ ）
（ １７ ）
（ ９ ）
（ ８ ）
（ ６ ）
（ ６ ）
（ ５ ）
（ ５ ）
（ ４ ）
（ ４ ）
（ ４ ）
（ ３ ）
（ ３ ）
（ ３ ）
（ ２ ）
（ ２ ）
７
６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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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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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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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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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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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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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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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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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１
１
１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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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３
１
２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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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１５
８
２
５
４
５
２
１
１
４
１
１
１
—
１
—
地点
（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
省立
市立
私立
安徽
云南
甘肃
陕西
新疆
总计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１１０
—
—
—
１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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