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