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没听他的，还是坚持报了名，自己开始复习。可惜的是，临到考试那几天，末末突然生病，张艺谋又不在家，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仔细一想，不禁叫苦连天，我怀孕了。没办法，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
那天下午，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他一去托儿所，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老师叫：“张末，你爸爸接你来了。”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老师又说了一句：“你爸接你来了，还不跟着回去？”末末说了声：“我让妈妈接，每天都是妈妈接我。”就仍然玩她的。张艺谋走过去拉她，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不肯跟张艺谋回家。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
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吃完晚饭，楼下有人叫。说厂长找他，他慌慌忙忙地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我想说你的情况，没好意想说出来，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生末末时，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没有办法；这次他在身边，却又要走，我心里委屈极了，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女人一生中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候能有几次！我不禁伤心地想，假如有一天我病得快死了，而这时又正好有一个显示他才能、让他成功的机会，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机会，把我这个快断气的人扔到边的。我越想越伤心，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能说什么呢？他已决定了，再说有什么用，只是默默地流泪。他见我情绪不好，就说：“要不，我去告诉我妈，让她来照顾你两天。”我一摇头，说：“算了，你妈妈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他也没有勉强。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塞进冰箱，中午就抽身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自已，还要照顾末末，那种凄凉现在想起来还难受。
发现《红高粱》
半个月后，我上班了。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红高梁》，我喜出望外。年初张艺谋曾嘱咐过，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说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很感兴趣。这回发现这一篇，怎能不高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连声叫道：“好东西，好东西。”打这起，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从此，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
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去北京找莫言。上公共汽车时把大脚趾夹伤了。当时挤车人很多，他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关车门时只觉脚上一阵发麻，但由于人多没顾上想那么多。中途一位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阶梯往外流。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脚板底下有一层粘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拇脚趾头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就拖着伤脚去见莫言了。
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说是从农民身上买下来的，带回西安穿，以便找找感觉。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一件白布衬衣。还有一条红腰带。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就放在脸盆里煮。煮了一会儿，过去一看，两人都傻了眼，由于红腰带掉颜色，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我赶紧用凉水冲，结果蓝裤子还可以，那件白衬衣一块红，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衣服干了以后，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对我讲：“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谁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吃的都不穿。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
“你怎么对农民说的？”
“我对他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他们根本不信，说我骗他们。”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光着脊梁，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女儿末末逢人便说：“爸爸像个济公”边说还边学着张艺谋的样子，逗得大家直乐。
这年夏天，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简直成了习惯，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出来天已近中午，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急忙跳下来。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光着脊梁骑车。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简直有碍观瞻。”“这怕什么，在东大街（西安最繁华的街道）我也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光着身子在街上走，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他竟然捡了一块煤，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气得警察干瞪眼。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担心他会干涉光身子的张艺谋。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
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张艺谋表现得特别恋家，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买地板革等，还对我说，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我们家里一无所有。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要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还要费不少神，我不敢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他主动提出，我自然很高兴，一连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灯下画家具图，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他画到兴头上，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研究尺寸，讨论式样。为了准确无误，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在房子里摆布，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乐趣。经过几次修改，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在他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这年深秋，《老井》摄制组出发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很快就拍回来一批样片。样片洗出来后，我带末末去看，也许是由于我太熟悉张艺谋了，总觉得他不像孙旺泉，而只是张艺谋自己，连看了几次，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看《老井》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愿意在银幕上看到他演的那些镜头，另一方面又为他能演好角色而高兴。
张艺谋一当演员，厂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
“是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答说。
“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叫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
“胡说，这完全是造谣。”我生气了。末末才三岁，这些话是一个孩子的话吗？再说，末末是个很内向的孩子，在公共场合从来不乱出声的，而且几次看样片末末都在我身边，说没说话我心里清清楚楚。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对张艺谋还是理解和支持的，看过两次样片后，我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送回来的样片我看了，也带末末看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还有些拘谨、不自然，应该再放松一些，既然承担了这个角色，就要演好。我希望你演好，我也觉得你能演好，让别人看看，我的丈夫不但摄影是一流的，其它方面也是一流的……”
张艺谋托人捎来了回信，称赞说：“你的信，关于”床上戏“写得很好，真是我的好女人，明事理、通大义。吴天明打算将其中几段话在摄制组大会上宣讲呢！关于这方面的传闻，你大可不去管它，中国人都太无聊。我们是在认真搞创作。”
他的信使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因各种流言蜚语造成的不快也消失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一心在搞创作、干事业。听说他们那里很艰苦，又从样片里看到他背石板、挑水、打石槽，瘦了许多，我非常心疼。默默地想，等他回来一定好好昭顾他。
这时，陈凯歌为《孩子王》来西影厂，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我们的四把塑料折叠椅。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是用张艺谋背石板的精神把这四把椅子从北京给你们带过来，又从招待所给你们带到家的”。我感激地连声向陈凯歌道谢。陈凯歌和我攀谈起来，他说：“末末现在一天天大了，你也应该放开手脚，把生活的圈子扩大一些，否则总是家里——孩子——图书室，生活太枯燥了。”我非常感谢陈凯歌，他看到了我内心的寂寞。
张艺谋终于从山西回来了。一天晚上末末睡了，我和张艺谋聊了起来。
“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
“这是剧情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张艺谋挥了挥手说。
“你们演床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我的问话里充满了醋味。
“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笑着说，他的话虽然无可挑剔，可我还是觉得，连身上的味都能闻到，离得太近了，叫人心里不舒服，他接着问我：“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