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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又抱起小狗坐在窑里的灶火前。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饲养室出出进进的人也走光了。四周静悄悄的，窑洞里更安静得令人憋闷。小狗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怀里睡着了。这时候，张艺谋才慢悠悠地说：“我抱这小狗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有个伴儿，你这样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小狗，吃了一惊，看着我俩又跳又叫……
张艺谋带回来的那只小狗，帮我们度过了第一次的感情僵局。也许就是这原因，我们俩对它特别有感情。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一身白毛像雪团似的。张艺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春”，不过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据队长后来告诉我，他们那次收废铁时，来到塬上一个村子，看见了几只小狗在一起玩。张艺谋一下抱起这只小白狗死活不松手，挨门挨户地找主人，找到后请求人家送给他。大人倒是好说话，家里的小孩就是不肯。张艺谋抱着狗在前面走，小孩在后面跟着要，一直跟了好几里路，才泪汪汪地回去了。队长在讲这番话时，还感叹地说：“艺谋真像个孩子。”
打这儿起，小白狗就和我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我们四个人中，我最喜欢它，常常把碗里的饭分出一些给它吃，它也对我最亲近。我在我的炕角下给它用麦草铺了个窝。每天晚上我一上炕睡觉，它就安安稳稳地卧进窝里。有时候我睡不着，半夜拉开灯看它，它也机警地抬起头来看我。我们四目相望，互相对视许久，它还偏着头轻轻地哼哼两声，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向我撒娇。我对它轻轻地说声“睡吧”，关掉灯，躺进被窝，听见它在麦草上窸窣窸窣一阵子也就没动静了。
每天早晨，天一亮它就从门槛下钻出去，卧在门口。我去上工地它也跟在后边，休息时它就卧在我脚边，走到哪它跟到哪。渐渐的它长大了，从门槛下出入已经很艰难。有一次往外钻时它的头被门槛卡住，痛苦得嗷嗷直叫。我听见叫声忙跑过去，帮它把头拉出来。从此我就把它的窝挪到房门外，它很听话，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张艺谋也挺喜欢它，有一次他和刘全要去水利工地，临走前还特地和狗一块照了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我们的小白狗对我们饲养大院里的人都很和善，对我们队上的社员、孩子们也都很友好，可对陌生人就极凶狠。有一次它咬了一个路过我们门口的外村姑娘，姑娘的哥哥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扬言非要打死它不可。我使劲地给这个小伙子说好话，他硬是不依，拼命地追打。张艺谋也帮着我再三再四地赔不是，并保证不重犯，要小伙子开恩。可这小伙子气越来越大。他追进窑里，想从床下把狗拉出来，又怕被咬了手，就用棍子往床底下乱打乱戳，床底下不时发出小狗的惨叫。我急得不行，就去求饲养员大伯出来说情，总以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能看点情面，结果也没起作用。我急得哭了起来。张艺谋对那小伙子说：“狗咬了你妹妹是该打，只求你别在屋子里打，这样我们受不了。到外面去打，我们看不见还好受一些。”就在说话当儿，狗从床底下蹭地窜了出去。那小伙子撇下我们发疯似地追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来说：“狗被那人打断了一条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噢，可怜的小狗！
一连三天没见到小白狗的影子，第四天它一拐一拐地回来了。我惊喜地去迎它，却发现它进门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跑到我身边，向我摇尾巴和我亲热。它抬起头定定地望了我们许久。它的眼神和以前也不大一样了，那种充满着好奇、充满着热情的神色不见了，好像增加了几分深沉和洞察。我简直不敢去正视它的眼睛，我为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能保护它而感到羞愧。我慢慢地蹲下来，察看它的伤口，它轻轻地呻吟着。我抚摸着它，捧起它的头，对它说：“你不要再闯祸了，真让我担心呀！”它看看我，低下头，用舌头舔它的伤，我心里难受极了。
以后它再没有咬过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天真活泼了。每次我出门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到地里干活，它把我送到就走，下工了它又远远地来接我。就是我们几个人回西安探家，它也总要送到县城，然后一闪不见了。奇怪的是每当我们从西安回来，还没进村它就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个人相继离开农村返城后，听说它被外村人哄出去杀掉了。我和张艺谋知道后十分伤感。
一九七九年暑假，张艺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寄托了他对小白狗和农村生活的怀念。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张艺谋以后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剧本。剧情大意是这样：一个生产队上有两个男女知青相爱了，他们养了一条大黄狗。招工时，这个男青年由于本身的家庭问题和队干部的坑害，没有被招出去的希望。女青年向队长求情说，她愿意把自己的名额让给那个男青年。谁知，队长早对这个女青年垂涎三尺。说只要依顺了他，就能让她的心上人出去，否则男青年永远也别想走。为了男青年的前途，女青年屈从了队长，但却被男青年所误解。他愤怒地责备她。这个女青年有口难辩，自尽了。后来当男青年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后，悲痛欲绝。在大黄狗的帮助下，杀死了这个队长。当他也准备自杀时，被公安局抓获。剧本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警车押着带手铐的男青年飞奔而去，后面有一条大黄狗在拼命地追……。
我估计那狗就是我们小白狗的影子。是张艺谋对这个悲剧角色有所怀念的结果。
水是那样的甜
一九七○年夏天，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消瘦。张艺谋很关心，几乎天天劝我回西安检查。并对我说，根据他的医学知识，这个症状可能是得了肝炎。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插队生活结束了
一九七○年，农村里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张艺谋对我说：“你这次一定要争取入团，这对你出去绝对有好处。你的政治条件也不错，入团是完全可能的。”他要我准备个发言稿，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