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法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法国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法国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
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