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别是当同盟国仍在被占领的德国内发号施令的时候。
那些觉得阿登纳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人物，他们也忽略了另外一点，他们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邱吉尔，这位具有讽刺性幽默的、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善于运用一句恰到好处的、极为巧妙的刺人的话，抵挡来自一名反对派议员或一名记者的批评。戴高乐的举止庄严简直深不可测。但是，阿登纳，有着耐心的、准确的律师头脑，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因为他愿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并且比他周围的人们更能坐得住。他通过掌握问题来达到支配问题，通过猜透批评者心意和考虑得比他们更周密的办法去战胜批评者。他的天主教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好事只能来自于艰苦的劳动。他并不希望西德慌乱地进入体面，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境地。他希望通过集中努力来赢得它们。
阿登纳花费最大的力气实现他的一个联合的欧洲巨人反对俄国巨人的理想，这却也是他最虚弱的根源。他对法国的钟爱和他致力于欧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终怀疑东德认为它无所归属、格格不入的观念一样，出自于同一种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柏林是处在亚洲的门槛上，受到一种现代的野蛮状态的腐蚀。普鲁士领导人经常扮演东方专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难得促进和平或关心他们人民的自由。查里曼帝国在易北河覆灭了，但因此启蒙了欧洲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
他是难得的一位平民能够如此完满地适合担任公职的人。
6、尼基塔·赫鲁晓夫——残忍的权欲
1957年底，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与客人碰杯时，显得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他在童年时代给人放过猪，一天赚两个戈比；现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是无可争辩的俄罗斯的主宰，是一个踌躇满志、击败了对手攫取了权力的人，这时，他转过身来朝着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洋溢地背诵了一篇寓言故事。
他说道：“从前，监狱里关了一些人，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谦卑的小犹太人。这个犹大人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亚。”他接着说，他们决定推选一位领导人，以便分配食物、茶叶和烟草这类东西。那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傲慢地建议说，他们应当推选那个卑贱的皮尼亚，于是他们就选了他，并且很快就决定挖地道越狱逃跑。但是，他们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看守会首先向第一个逃跑者开枪，看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赫鲁晓夫随着情节的发展，提高嗓门说，“突然，这个小犹太人——皮尼亚挺身而出，说道：‘同志们，你们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选我当头头，那我就该头里走’”。
赫鲁晓夫继续说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一个人的开端是多么卑下，但他毕竟取得了显赫地位，当然是通过选举上去的。”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停了片刻，又画龙点睛地说：“那个小皮尼亚就是我。”
像所有打比方一样，皮尼亚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骗人的。当然，赫鲁晓夫既非通过民主方式选上去的一体，共同胞，因而人应该爱及民胞与万物。又以为君主即，又非勉强地强行攫取领导职务的。为了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他与人拼搏，向上爬，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欺骗、恐吓并谋害别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皮尼亚从出身微贱到掌权，远非像赫鲁晓夫的经历那么令人惊讶。赫鲁晓夫在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前，当过猪倌、煤矿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来岁还没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对他估计不足。1957年当他巩固了所掌握的权力时，人民如果忽视或小看这位农民沙皇，那是危险的。
尼基培·赫鲁晓夫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暴意志。在这些方面，我所遇见的任何领导人都会自叹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就是他筑起了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垛旨在阻挡人民而不是抵御敌人的墙。
就是他曾残暴地镇压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党统治的起义，我在1956年曾斥他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
就是他把导弹部署在古巴，而后又放弃原来的主张把导弹撤走时，还要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其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威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圣地——古巴的人。
就是他力图通过其代理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攫取刚果，并在黑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动强大的苏联攻势。
就是他开始大规模扩建战略核武器，最终使得在古巴危机中15比1的苏联劣势转为今日明显的苏联优势。
就是他与肯尼迪总统签订了一项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揭露了笼罩在苏联的斯大林个人迷信。他通过“和平共处”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使俄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重大步骤。
就是他剥去了斯大林的神圣的外衣，从而持久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最主要的是，就是他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主义遭受最大的挫折和最意味深长的地缘政治事件负责：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破裂。尽管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成绩，也提出了不少创议，但他可能以最大的失败者载入史册：赫鲁晓夫失去了中国。
在我遇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唯独强烈地不同意尼基塔·赫鲁晓夫。然而，他在有效地、首尾一贯地行使其粗暴的权力方面，赢得了我的勉强的尊敬。许多入会承认，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不祥的能干的魔鬼，对此，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在1953年首次出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时，我还是个副总统。西方许多人迅速对他做出判断，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他们习惯于对斯大林这样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是稳重、秘密的操纵者，他们在幕后牵线，操纵事件的发展。体形滚圆的赫鲁晓夫一跃而到了舞台的中心，他那种无拘无束的举止、轻率的声明、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模式，以至于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