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住和质问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干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就是他不让教条紧箍自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人。他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就象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的赌徒去赌轮盘赌那样，只凭热情而缺乏深谋远虑。他对战略是不耐烦的，对具体的事情却易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掷，把财产统统押在赌注上，而多半是两手空空地离开赌场。他思潮来得快，行动则更快，常常是让行动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欢试图用一次冒险的进击来解决重大的全国住问题。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伟的计划。他开垦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只是让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躏；他扩大作饲料用的玉米田面积，只是让上千万英亩的土地荒废掉，因为这里的土壤不适宜于种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建筑的好处，只是从不想增加水泥的产量。
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正是通过这些和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之后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过苏联旅行的人一样，我注意到，苏联的原始运输体系这个问题就使赫鲁晓夫所讲的话变得毫无希望和不切实际。
赫鲁晓夫真正想使苏联繁荣起来。但是他没能理解或者也许他太懂得，繁荣需要什么条件。他必须严厉地彻底调整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的整个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这是他不愿意做也不能做到的事。相反，他寄希望于宏伟的规划，这些规划与其说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倒不如说象魔术师的把戏。当这些魔术把戏看来一个也不灵时，最高主席团里的听众变得焦的不安，最后使劲把他拉下了马，除别的方面外还谴责他盲目执行“轻率的计划”。赫鲁晓夫企图要两者兼而得之，即既要保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又要追求繁荣，但最后却一一个也捞不着。
这个爱吹牛皮的小丑和错误地指导别人的实用主义者是赫鲁晓夫个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但在与他初次会见后，我可以说，他身上的极权主义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而且使得他的存在生气勃勃，他那种冷酷无情的个性总可在他残忍的深蓝色的眼睛里见到。这双眼睛在他强调某一个问题时好象变得煤似的乌黑。这种情况只有在他情绪好时，略为遮盖而已。
这位极权主义者虽然在外表上显得古怪，但在幽默感方面却很出色。他在外交招待会上开的玩笑无疑常常带有阴险的暗示。他的许多笑话涉及契卡的活动情况，契卡是俄国早期的秘密警察机构。他好象特别喜欢这些笑话，很明显，这是因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机构相类似的缘故。
他最喜欢的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是关于在莫斯科检阅部队的事。队伍中有个士兵打了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要求这个人站出来。谁也不回答。第一排战士列队，并且给枪毙了。这个军官又问谁打喷嚏。没有人回答。第二排士兵被执行枪决。
他又第三次问谁打喷嚏。后排一个士兵用胆怯的声音回答说：“是我干的。”这位军官用德文说：“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也欣赏令人毛骨惊然的幽默。1959年在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别墅举行午餐会期间，米高杨议论斯大林别致的工作习惯时说，斯大林常常在半夜三更召见他的下属。他说：“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的总理了，我们可以睡得更香些。”我对他这番话开始不免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之后，米高扬带着笑容说：“我猜你能够从多方面来理解这句话。”赫鲁晓夫坐在米高扬的对面，听了这些双关语，高兴地笑了。
赫鲁晓夫以会讲丰富多彩的讽刺话和尖酸刻薄的顶嘴而出名。在这方面，需要一个当年的邱吉尔才能与他相匹敌。但是，赫鲁晓夫的幽默不同于邱吉尔，他的幽默几乎总是好战的、咄咄逼人的、恐吓人的，其用意不是要引起欢笑，而是发布一通未明确表达的挑战或威胁。邱吉尔的打趣话锋利机智，而赫鲁晓夫的诙谐总是野蛮、生硬。
对赫鲁晓夫来说，幽默是不断鞭鞑对手的短棒武器。在他责骂农庄庄员不出售屠宰用的牲畜时，他说，他们“不是收集供人欣赏的动物的动物园管理员。”当他被问到俄国能否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时，他说，“不到虾学会吹口哨，或者没有镜子你能看见自己耳朵”的时候，俄国不会放弃马列主义。在一个艺术展览会上，当一位诗人向他解释道，某种抽象艺术方面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应当“及时改正过来”，他听得不耐烦，他强烈地厌恶现代艺术。对此，赫鲁晓夫气愤地脱口而说：“让坟墓把他们这些驼背弄弄直吧！”
在我和赫鲁晓夫离开美国国家展览会上的电视台模型后，他就我曾做过律师这个背景不断地戏弄我，暗示我是个狡猾的、不诚实的、玩弄词藻的人，而他是一名诚实的矿工和工人。当我们经过美国食品杂货店模型时，我对他提到，我父亲开过一个小杂货店，我的兄弟和我边上学边在店里工作。赫鲁晓夫把手挥了一下，并哼哼鼻子说：“所有店主都是贼。”我回答道：“偷窃行为到处都有，甚至在我今晨参观的市场上，我看见人们把从国营商店买来的食品还要过磅一下。”赫鲁晓夫这一下被难倒了，力图改变话题。
赫鲁晓夫难得沉缅于自我贬低的幽默，但他真要这么做时，他几乎总是利用这种幽默来争取别人对某个论点的同意，这种论点连他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在厨房模型前较量之后，我和克列门特·伏罗希洛夫一起走，他当时正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名誉职务。赫鲁晓夫保持几步远的距离走在后面，我招手示意他跟我们一道走。他对我说：“不，你和主席一起走，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
赫鲁晓夫开的阴险的玩笑和侮辱性的挖苦话，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此人的一个梗概，他是作为斯大林的学徒学会统治国家的。在斯大林——监工中最残忍的一位——的统治下只有最胜任者才能得以幸免。这个熟悉统治以便将来准备接班的人，必须不仅是残酷无情的，而且是聪明的。前大使福伊·考勒是美国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他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俄文形容词“希特里”的化身。他写道：“根据词典，这个词的意思是鬼头鬼脑、狡猾、欺诈、错综复杂的，或者是诡计多端的。但是，其意思远比这些深远，还意味着是无耻的、精明的、聪明的、机智的。把这些形容词叠在一起，你就会得出一个希特里赫鲁晓夫，也就是一个阿谀奉承者，或者是一个恶棍，视情况需要而定，他始终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机会主义者。”
赫鲁晓夫在1918年二十四岁的时候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
1928年他在基辅担任低级党的官员时，引起了乌克兰共产党头目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注意。卡冈诺维奇在1929年回到莫斯科时，把赫鲁晓夫作为忠实的第一副职官员带了来。三十年代，这两人大受清洗带来的好处，他们是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主义者，这两颗政治明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作为主管莫斯科地铁建设的赫鲁晓夫赢得了一个强硬、可靠的官员的好名声，就是说，他不怕两靴沾了泥或者不怕两手沾了鲜血。由于他个人简历上有那一段经历，他于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首脑。
在苏联，没有比分派事务更困难的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余火仍在发光，并且是被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燃起来的。
在农业集体化期间，有几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杀害，这堆余烬一触即发，随时有可能复燃起来。赫鲁晓夫的使命是清洗任何有民族主义同情心的党员，并加速四千万居民的俄罗斯化和农业国有化，以扑灭这堆余烬。
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总督之时，正是大清洗运动处于高潮之际。他的前任在六个月里便消灭了于1937年选举出来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斯大林委派赫鲁晓夫代替他是为了加速这个步伐。赫鲁晓夫没有使他的后台老板失望。不久，1937年产生的那个委员会的一百六十六名成员只留下三个。他还清洗了当地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和成千上万的普通党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希特勒军队侵占乌克兰时，当地人民把他们当作了解放者，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他们正是从赫鲁晓夫手里得到过解放。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九十五个群葬墓，埋有一万具尸体。随同尸体发现的物品证明，死者是1937～1939年共产党政治清洗运动中的牺牲品。
1940年，根据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波兰被瓜分时，赫鲁晓夫主管接收东部波兰。德国人进攻苏联后，他的职衔是中将，不是前线军官而是一名政治委员，他的任务是保证斯大林的命令得以执行。战后，他又回到乌克兰，并处死那些与德国人合作过的人。不久，他向斯大林吹嘘说：“半数主要工人已被干掉。”
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但他的影响并未随他一起消失。这个影响继续存在，是通过他执政年代给那些协助他统治和现正在接替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存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训简直是残酷的。直觉告诫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层或向其靠近，他就会听凭那些位居最高层的人摆布。智慧忠告他，只是在他没有权力粉碎对手或者他需要对手在消灭别人时助他一臂之力时，才与对手妥协。经验教育他懂得列宁的一句格言的意义：“重要的事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把他消灭。”
斯大林一去世，争夯接班的斗争便马上开始。在赫鲁晓夫获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地位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其他成员都藐视他。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称他是“我们的土豆政客”。据说，卡冈诺维奇不喜欢他的副手爬到这么显赫的地位。格奥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