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我们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必须牢记：他们是对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坚信不疑、并愿意为之而战斗甚至牺牲的革命者。假如我在回答毛泽东时强调需要和平和友谊，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认为我们是一群傻瓜。最后，他们会说：如果和平是你们的唯一目的，那好吧，只要你们什么时候投降，什么时候就可以得到和平。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人重申：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利益而斗争。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瞒珊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上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思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剩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与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说：“你想把我们污蔑为秦始皇、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望尘莫及的。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毛泽东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腐败、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毛泽东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江青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江青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惠特克·钱伯斯曾经告诉我：“当您遇到一对信仰共产主义的夫妇时，您会经常发现，那个女的准是两个中最狂热的一个。”就江青而论，惠特克的话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江青更加冷酷、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时，她看起来既没有毛泽东的热情，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