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围的事物也变得关心了。
我在晨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非洲的报道，加纳正在考虑并吞几内亚。我把此事告诉了邱吉尔，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认为加纳不用吞并几内亚就足够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坚定口吻继续发表议论说，罗斯福过早地强迫英国和其他有属地的列强让他们的殖民地得到独立，他说这些国家在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让他们肩负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况比以前更坏。他重复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驱车前往白宫途中的一个观点。
我询问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强大，才能在全世界维护和平和发展自由。他强调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大约六十分钟后，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许我不能再见到他了，所以我试探着——我想多少有点笨拙地——告诉他亿万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情。
当我起身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他需要别人搀扶着离开椅子，在一边一个助手帮助下，拖着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当大门打开时，我们被电视摄影的强烈灯光刺得睁不开眼，这对他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们推开，让自己一人站着。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的手举着作成表示胜利的“V”字形。摄影机嚓嚓地响着，闪光灯闪烁着。片刻后，门关上了。
当摄影机对准他时，他这颗明星自始至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年迈可能征服他的躯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尔对今天自由世界的启示是什么？
邱吉尔在战争中是一位超群的领袖，他对争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发动战争只为一个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和平占主导的世界。他争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一方面，他坚持主张维护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实力。他继续告诫西方关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与现在欧洲的某些领导人不同，他把苏联向工业世界的矿产、石油资源中心的猛烈推进，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开进德国中部平原一样大的威胁。
他会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对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冒险主义感到担心一事而喝彩。他虽然不会随声附和美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但是他会使用最猛烈的言词来谴责欧洲把美国和苏联看作为相同的对和平的威胁的倾向。
另一方面，邱吉尔愿对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赋于生命力：“决不要因害怕而谈判，但也决不要害怕谈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使爆发战争的最终冲突尽量地不致发生，他坚持主张自由世界与它的对手进行谈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愿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态度：“我认为，那种除非或直至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否则与苏联之间什么也解决不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尽管邱吉尔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可怕的危险，他对于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内心里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相信，他于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对今日世界的预言，正好反映出这种明快的希望。他在表达了对核武器破坏力的关切后曾说：“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些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绝对无法预见的安全……。
无疑，如果人类要有他们心底的愿望并且消除了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感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他们力所能及的或曾梦寐以求的物质福利……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及世界所有各国站在最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奖赏的大门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们将作出正确的选择。”
莎士比亚写道：“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温斯顿·邱吉尔漫长的一生和在他的事业中，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邱吉尔不象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他是对的。
在他为之而努力争取的大多数事情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
在有关邱吉尔的一生及其时代的大量优秀书籍中，对邱吉尔的描写就数艾赛亚·伯林撰写的只有三十九页的小册子的最后一节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简单的要素形成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坚定和富有想象力，是他的祖国所培育出来的两名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一位有惊人才能的演说家，是他祖国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实在的传奇式的英雄，一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3、夏尔·戴高乐——领导的奥秘
1970年11月12日，云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超过了该市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中心的时候。三天前，距离八十寿辰不到两个星期，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突然去世了。现在，前来吊唁戴高乐的六十三位现任的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二百六十英尺长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为美国总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同时是以朋友的身分参加葬礼的。
我们前来并不是单纯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是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几年前，他就为他的葬礼留下了严格的遗言：不要举行盛大的仪式，不要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灵柩，不邀请要人，只是在科隆贝双的村子里的那个小小的教堂墓地里，举行一个朴素的私人仪式。遵照他的愿望，他被殓放在价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里，由他的几位同乡——一个肉店伙计，一个干酪铺掌柜和一个农场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爱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迟钝，十二年前，当她十九岁时就去世了。根据戴高乐生前的意愿，墓碑上只铭刻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
在圣母院举行的大规模的追悼仪式不是出于戴高乐的想法，这是政府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想向戴高乐致敬的人们的一次迁就。
要是问到一个人，戴高乐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他可能说“个子高”，或者说“严峻”，或者说“不易相处”心惟微，惟精惟一，久执厥中”十六字。宋儒认为，此十六，或者说“意志坚强”，或许他可能把戴高乐与法语中的“伟大”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龄稍大的人，或许他还会回忆起，他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或者还可能回忆起传说是邱吉尔事后的评论“在我所掮过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当我想起戴高乐时，就想到了所有这些亭。我回忆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礼和体贴别人的人。无论在我执政期间或在野的时候，我对此都有同样的感觉。象他那样的人，他提出的意见，那怕我不同意，也总是极其尊重的。
戴高乐到底有哪些东西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他能成为二十世纪罕见的大人物，比许多强于法国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要高出那么多呢？
我们纪念领袖人物不仅在于他们的作为，而且也在于他们的本身；不仅由于他们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们的性格。尽管其他人作出的贡献比戴高乐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性格。他是一个顽强、任性、自信心极强的人，极端利己主义者唯物主义观点，强调艺术创造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干预社会，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无私的人，他想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国。他生活简朴，理想远大，象演戏一样，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创造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只适宜于由一个演员来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适应这个角色。他创造了戴高乐这个公职人员——法国的化身。
夏尔·戴高乐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是他刻意求取的结果。然而，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来说，他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物之一，就象法国美酒的配方那样，复杂、强烈而又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样，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是在1960年他重新执政的两年之后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多年来，我对他抱有许多固定的看法：长期以来，他是人们进行脆弱的冷嘲热讽这种特殊形式所喜爱猎取的对象。华盛顿的社交界争相以这种嘲讽哗众取宠。正如他的形象适合做漫画讽刺素材一样，戴高乐的举止常成为口头讽刺的素材。那些喜欢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拿戴高乐当作靶子。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狭小，态度傲慢、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和他打交道。邱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论，使我对他的印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九畴：一曰水、火、木、金、土五行；二曰敬用貌、言、视、，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对一个头面人物带来多大的致命伤，造成的印象几乎使人不能磨灭。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把托马斯·E·杜威描绘成“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就产生过类似的后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竞选中失败。如果杜威的反对者当时用器量狭小、自负、易受摆布和矫揉造作等等形容词来描绘他的话，就比不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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