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是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蒋百里坐大，因为他知道，袁世凯当年就是办军校网罗了一大批人，最后，夺得了天下的，他岂能容一介书生蒋百里成为心腹大患？
后来的蒋介石似乎也靠了黄埔军校才发家的，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潜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后又成功地束缚而接力了许崇智手中的兵权，同时他的发迹也是和张静江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
除了蔡元培之外的‘国民党四大*’李石曾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多次开会密谋，鼓动和支持蒋介石*。
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因还在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邓演达则是周恩来当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的政治部主任。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由程潜继任，配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组织了台儿庄战役，再后由卫立煌继任，卫立煌是孙中山的卫士，并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最后由胡宗南继任，胡宗南、戴笠则是蒋介石‘十三太保’；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为副，傅作义曾是其下总司令，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顾祝同为副（后任正职）；张发奎，陈诚，张治中都曾是其下总司令；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余汉谋为副，后任正职，还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再后为张发奎；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后由李宗仁继任，韩复榘为副；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后由陈诚继任，再后由孙蔚如继任，曾追随杨虎城，也曾赶走了吴佩孚。
‘黄埔的慈母’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
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
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权鼎立，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仲恺案，由此可见，许崇智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
廖仲恺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六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
许崇智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
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
其实，许崇智、蒋介石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
蒋介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
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介石对许崇智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
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介石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
许崇智之部下因为在廖仲恺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最后，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后与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又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取消‘五省联军’称号，并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自己任安国军副司令。
蒋介石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何应钦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笠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委会将所属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师长（周恩来为该师党代表）。
在反对蒋介石中，比何应钦有甚者的是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白崇禧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逼迫蒋介石通电下野，并由他们三人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
接着，李宗仁参加冯玉祥、阎锡山反蒋介石，被推为*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阎锡山）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进军湖南，支援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同蒋介石作战。
李宗仁又联合‘南天王’陈济棠反蒋介石，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李宗仁、陈济棠发动反蒋介石事变，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
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无奈，三个臭皮匠等不上一个蒋介石，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后来，奉系将领举行军事会议，特许孙传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与该地区冯玉祥军对峙。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
中原大战时，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
韩复榘听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近代军阀尤其是实力较弱小的地方军阀，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求自保，总是见风驶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张宗昌、韩复榘便是如此。
然而，因倒戈频繁而获得‘倒戈将军’绰号的，则是他们的结拜兄弟石友三。
最后，孙传芳的部队不愿出关，而向阎锡山投诚。
至此，孙传芳的武力荡然无存。
最后，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也全线崩溃。
从某种程度上说，孙中山又高于蔡元培的，却是孙中山与陈其美成就了蒋介石，更是蒋介石在陈其美的指示下，刺杀了‘今之墨子’陶成章，让同盟会成为一支独大。
谢持、程潜则是因为刺杀袁世凯，而名声大振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的，前者还是蒋介石、汪精卫闹分裂的先祖，真是一丘之貉。
形势比人强
宋教仁与袁世凯，似乎就好比李后主与赵匡胤。
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与宋教仁，成了中国的象征，孙中山则介于之间，来了一次折中主义的中庸思想。
袁世凯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根深蒂固于潜移默化的专制封建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宣言，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宋教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春天。
谭人凤，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还曾和孙中山、黄兴等人一起被袁世凯通缉。
章太炎称赞他：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黄兴赠诗给他：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世凯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还与孙中山被誉为两大智囊。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当时，袁世凯不怕孙中山，却怕宋教仁，所以，就被暗杀了。
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先是袁世凯有意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刘揆一（与黄兴组织华兴会）、范源濂（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宋教仁就任。
但是，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是，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
宋教仁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对汪精卫的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
于是，袁世凯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甚至临终前，宋教仁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于潜移默化的专制封建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梦想。宋教仁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于是，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宋教仁惨遭毒手，使20世纪的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政治人物都缺乏他的风度与识见，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等作为政治家和他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痛苦的是一个宋教仁到下了，并没有什么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优秀的人物总是只出现一次，只有败类常常重复出现，只有庸人可以批量复制。
重温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更加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感到可悲、可怜、可恨！
悲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走向*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是难得出现的；
怜的是一个不知道爱护自己的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