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肖，你在派出所搞了多少年了？”刘建华拨弄着火炉里的木炭问。老肖是指导员，大家都这样叫他，不称呼他的“官职”，他也无所谓，一副淡薄世事、谈泊名利、圆滑世故的样子。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穿开裆裤呢。”老肖笑笑。他是一位70年代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了，50多年的岁月沧桑已在他脸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干瘦干瘦的。
“是呀，人家老革命干公安的时候，你刘建华还不知道在哪里唱什么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呢，对吗？肖指。”在派出所唯独我称呼老肖为“肖指”，我觉得我不能够和其他人那样随便。
看得出，老肖对我比较欣赏，他对我说：“小戈呀，你们年轻，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好好干，未来是你们的。不像我，干公安二十多年了，还是一个小小的指导员，连个副科级侦察员都没有弄到呀。”
什么是副科级侦察员，我不懂，也没有去考究，我其实当时连副科级和副科到底有什么区别一无所知，我关注的是有朝一日是否可以进班子，是否可以拥有一定权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在老者面前，年轻人要永远保持谦虚这个道理我懂，便谦恭地说道：“你是公安老前辈了，我刚参加公安工作，很多方面要像你学习，你可得毫无保留地教我啊。”
老肖看到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很受用，说：“你素质好，又是大学生，公安这个东西，只要用心学，很快可以上手的，当然要学精学通，还是得费番功夫的。你很好学，会很快成为有用之才的。”
“那当然，人家是重点培养对象嘛。”涂振飞说话了，他讲话历来慢条斯理的，不大了解的人还会以为他是取笑。我付之一笑。重点培养，重点培养，到底怎么个重点法，看不出。
涂振飞近来在郭副和刘建华的努力下，和一个医院的护士见了面，人家小护士刚从卫校毕业，听说涂是警察，高兴得不得了，感情急剧升温，大有一番非其莫嫁的势头。难怪近来涂都是笑呵呵的，我调侃了一下：“看来，热恋中的男人也是幸福的。”
“你倒好，早就幸福了。”涂自嘲说，“终于有个妹子看上我了，我当然很幸福了。”
大家玩笑了一番。
老肖接着感慨万千，说新安县警察队伍从解放初期的寥寥几十人到今天的近三百人，我也算是见证了一段历史的人呀。
对于一个老警察喜欢在新警察面前讲他昔日的辉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正好天寒地冻，围坐在火炉旁边听人谈古论今看来不失为也算是快意的事情。
刘建华不以为然，说：“又来了，又来了，搞公安几十年了，总有点新鲜事吧。”
“什么又来了？”我顿时来了兴趣。
“你听他讲嘛。”涂振飞撇撇嘴。看来这个故事他们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老肖也不顾及他们的“不屑”，慢条斯理地开了口。
“我参加公安的时候，起初叫公安特派员，穿上上白下蓝的警服，刚开始的警察地位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些人还不愿意干呢。那时的人都很朴实，很听话，社会治安较好，刑事案件也不多，但也很忙。”
“真是罗嗦。”刘建华打个哈欠。
我俨然是个充满了好奇的学生，洗耳恭听。
好，现在切入正题。那是1972年的冬天，我还是个20出头的毛小伙子。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到一个山村里去调查一个抢劫案，那时不像现在，有吉普车有摩托，那时有辆自行车就相当不错了。那个山村离派出所很远，有二十多公里，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待搞完调查之后，那时已经是天黑了。我谢绝了当地村干部的挽留，借了一个手电筒，走上返所的路上。
我回来的时候经过的那座山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鸡公岭”，解放初期土匪就常出没拦路打劫，最近发生的几宗抢劫案一直未破。我到村里调查的就是这个案子。那山高林又密，山路也非常狭窄险峻，在人烟稀少的山沟里，连一个过路人都没有。风呼呼一刮，那声音好吓人，本来我的胆子不小，这个时候也毛骨悚然，便有点后悔本来应该留在村里呆个晚上。折回去肯定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我的作风，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公安人员。我将配发的手枪掏了出来，就是你们电影里常见的那种驳壳枪，我紧握驳壳枪，壮着胆子往前走，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那些恐怖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个人影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向我猛扑过来，我反应相当快，身子一闪，抬起枪一声大喊：你是谁？站住！
那家伙没有理会我的警告，继续猛扑过来，我抬手就往天上开了一枪，啪的枪声很刺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那家伙可能没有想到我居然是有枪的公安，竟吓呆了，待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一把扑翻在地，并戴上了手铐。
你知道吗？你可能想不到，我也没有想到，那家伙就是系列抢劫案的罪犯，哈哈。
我近乎仰慕地点头。咳，连一个平时看起来甚至有些猥琐的老肖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自豪地向别人炫耀一下我的辉煌历史呢？
在那段时间里，我深深明白了派出所工作就是由一些平凡无趣、波澜不惊的杂事编织而成，它与想象中的叱咤风云根本无关。
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3
桥尾镇上的人口不多，到了晚上还不到十点钟的样子，就万籁俱静，大部分人都睡了，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有个彩电算是不错了，派出所倒是有个21英寸的彩电，但没有有线信号，只能跩着那根天线随机搜台，搜来搜去就是那几个节目，除了像罗所长、老肖几个年级大一点的可以打坐样坐上几个小时看着那没有油盐的电视剧，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就觉得没有多大兴趣，五六个人凑在一块看一个台，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罢罢罢，干脆不看，但总要打发这漫漫长夜，那只有玩牌！
抛开一天的工作，围坐在办公室内，玩牌委实是一中无奈和潇洒。四人端坐桌前，神情各异，两副牌打“拖拉机”——全国最流行的打法。从“3 ”打起，一直打到“A ”， 80分一级，120 分升一级，难度不大但也需费一份脑筋，何况玩牌免不了来点“刺激” ——输者钻桌子，所以上场的“拖手”谁也不敢麻痹大意。尽管我在读大学时操练了四年，也不敢有过分骄矜之色。
牌场也讲究“强弱搭配”，否则一方太强，一方太弱，很快胜出就没有多大意思，一般我和郭副搭档，涂振飞和刘建华联手，司机“土匪”有时来晚了，就只好痒痒的在旁边当裁判。
开战了，牌场上顿时“硝烟弥漫”、“飞沙走石”，直杀得“天昏地暗”。有顺利的一方，仗着手中“硬”牌，又略施小计，犹如秋风扫落叶，“气吞万里如虎”，那张黑乎乎有些年头的方桌都让捶得要散架。不顺的一方声音都没有，一副任人宰割的相。在被杀得脸色苍白，大势已去的时候，只得举白旗投降。屈身弓腰钻了一回桌子，自然不服，口中念叨着“手气太霉”、“没发挥好”“好汉不赢头一把”之类的话聊以自慰，一边重新洗牌，开始卷土重来。
虽说“打牌不语真君子”，但偶尔争吵一番倒也无伤大碍。为出错一张牌，尤其被罚了分，对家便忍不住沉下脸，骂你个狗血喷头，毕竟的确有错，所以你也不敢作声，惟作讪笑状，这倒不打紧，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是对方抓你辫子，而你又偏偏不服，争吵就不可避免了，象郭副军人出身，脾气来的急躁，有时候为一张牌争得口沫乱飞，而刘建华也是炮筒子，声音又大，手艺来的又差一点，但往往不谦虚，死的硬要争成活的，而且脸红耳赤，桌子捶得山响，被冷落在一旁的“土匪”乐得“坐山观虎斗”，不劝不拦，还念叨着：气氛活跃。
当然还有时候耍滑头，这可能数郭副了，他耍赖时还振振有词：年纪大一点，眼花了，不算不算！弄得我这种在牌桌上还算得上是真君子的有时候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但毕竟是搭档是我师傅，我也只好丧失原则，听任郭副与涂振飞和刘建华去争，最后轮到裁判“土匪”来发挥作用，郭副十有八九被判犯规，令我只能那个窃笑不已。
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四位牌场“战士”“几家欢乐几家愁”，站立一旁的观战者的情绪也随着牌场的形势潮起潮落。不乏有自以为是的“军师”“指点江山”—— 有时镇政府的一些镇干部、罗所长、老肖也会过来在一旁舞手划脚！哪知已沉迷在激烈的战斗中的我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时哪记得你是所长还是指导员什么的，眼都不抬地说一声“还用得着你来教”，让你热情大减讨个没趣。像刘建华打牌差一点，便往往照着指点而为，如正确，也只是微微一笑，如不正确，旁边的“参谋”准保换一顿好骂，让你半天不好再吭声了，当然这就要看对象了，罗所长肯定不敢骂的，老肖偶尔可以说一两句，“土匪”以及其他人可就倒了大霉。但到精彩处，蠢蠢欲动的“参谋欲”又迫使“参谋”们不知不觉地说出如何如何，又遭一顿好骂，这时也只能嘿嘿一笑。
当然，时间在悄悄过去，战果也见分晓。一般是实行“三打两胜制”，赢者自然眉开眼笑，那神情不亚于抓到一个在逃好几年的逃犯。输者则一脸的无奈，于心不甘也罢，唉声叹气也罢，桌子还是要钻。气运丹田，屈身弓腰，权作一回运动吧。桌子矮小，瘦弱的输者倒也好办（比如说我和涂振飞），只是苦极那肥胖者（比如说郭副和刘建华），折头屈股紧腰都无法钻过去，只好双手撑地，身子趴下，爬过去吧，这下总要惹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就这样，打扑克钻桌子成了我们在派出所的唯一的娱乐生活。它使我们在繁忙的一天后难得地放松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