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果然这个迟到的关节尺寸又不对。我再次看到这个关节的时候，发现白色的羟基磷灰石上有一道红线，刘医生怕他们再做错，索性直接在那个关节上直接画出来大小。怎么办呢？只有重新再定做一个关节。妈妈说：“怎么这些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发生的事，都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还是有点暗自庆幸，幸好这次没有进手术室，没有上麻醉，倒霉还没有倒透。
事情这么发展，倒真有点让我始料不及，真到了这个地步，我反而也不觉得着急了。随它去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一句对白──“我们失败？只要您能坚定勇气，我们就不会失败。”我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心态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后来的失衡，一次一次的意外发生，我的勇气渐渐地被磨灭了。如果我不能及时调整过来，也许随便一个小小的打击就会让我再也爬不起来。
正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周年纪念，大伯伯陈钢作为作曲者之一，请我们全家去上海大剧院听音乐会。当天晚上我便溜出医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听音乐会。坐在大剧院里，梁祝如泣如诉的旋律回旋着，在我听来，这是属于有勇气的人的音乐。祝英台投入梁山伯坟墓时的那一声大锣敲得天崩地裂，也敲响了我的勇气。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命运不会一再捉弄一个热爱生命的人的。音乐给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深深地刻划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我痛苦的时候，梁祝幻化成的蝴蝶总是会在我眼前片片飞舞，引领我往光明的方向去。
第二次手术
我的第三个人工关节终于准时到货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手术时间被安排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一。人工关节在给我们都看过以后，就被送到手术室去消毒了。这个关节和前面定制的两个都不同，有很多地方改进了，无论是外形还是材料，完全是按照我的手术需要而设计的。
星期天下午，爸爸妈妈早早地就到医院来了，妈妈还带来了一把剪刀，准备帮我把长头发剪掉。因为我自己反复分析，觉得前面两次手术都没动成的原因，在于我没有做好术前准备，没有把头发剪短。和两年前一样，妈妈搬了把凳子放在病房中央，我坐好后，妈妈就开始“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了。同病房的病友都很替我惋惜，我自己更是舍不得，但是想到手术后的种种麻烦，觉得还是剪短了好。长长的头发掉了一地，我的心也跟着轻松起来。风从八楼的窗户吹进来，我的思绪也跟着吹来吹去吹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开始想念起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还有夏天在辣辣的阳光下飞奔的疯狂。头发留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剪起来却是那么快，没几分钟，妈妈就给我剪好了。照照镜子里面，是一个男孩子的模样，不同的是，在我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细细长长的小辫子，算是对剪掉的长发的一种纪念，也可以算是长发到短发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过渡形式吧。有意思的是，我真的把头发剪短了之后，病友们又都说我还是剪成短头发更可爱更好看。我拖着脑后的小辫子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
星期天的早晨，又是“长脚”来推我进手术室。我笑嘻嘻地和病友们告别后，不用“长脚”招呼，我自己一骨碌就爬到推床上躺好了。在电梯口，爸爸妈妈轮流拥抱了我一下，我很高兴地说：“今天肯定可以动成手术的！一会儿见！”可能平时像我这样乐于进手术室动手术的病人实在不多，电梯口的一些病人家属都有点奇怪地看着我，我朝他们笑笑，谁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别人一定想不到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快点把手术动好，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够顺利地进手术室、顺利地出手术室。
手术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躺在手术台上，我又开始望着头顶上的无影灯中自己的倒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医生。朱医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关节尺寸对不对？”我赶紧说：“对的，对的！”朱医生又问我：“核对过了没有？”我连忙说：“核对过了，核对过了！”朱医生说：“我再去问问，然后来给你上麻醉。”一会儿，朱医生又进来了，笑眯眯的，我放下心来。他问我紧张吗，我摇摇头，我怎么还会感觉得到紧张呢？我心里的感觉是复杂的，像小孩子去春游前一天的感觉，有点期待，有点兴奋。几位手术医生都进来先看了看我，我更加放心了，开始看着无影灯发起呆来。
同样的麻醉过程又来了一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昏昏睡去，失去了意识。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在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陈帆红！陈帆红！”我很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声音又响了：“你是陈帆红吗？点点头……”我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听到有人在说：“醒了醒了……陈帆红，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我的意识渐渐恢复，明白手术已经结束了，医生们在叫醒我准备把我送回病房了。我伸出舌头想要做个鬼脸，却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眼睛一点也睁不开，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只听到几位医生笑道：“可以把她送回病房了……”
我心满意足地又再睡过去。猛然一阵剧痛袭来，我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放到另外一张床上，然后那张床开始动起来，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来时的推床上。一路上听到不同的人的声音，我稀里糊涂地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一阵一阵的疼痛使我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不容易滑动着的床停了下来，我猜测着可能到了病房了，果然不出所料，我被抱到了病床上。爸爸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想起，一声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拼命地点头。爸爸轻轻在我耳边告诉我：“手术动好了！”我有点兴奋，迫切地想要告诉他们我早知道了，可是就是说不出话来，眼睛倒是睁开了一点，看见爸爸妈妈模糊的面孔，我想要朝他们笑一笑，伤口处的疼痛却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想动一动，换一个舒服点的位置，却发现一点都动不了，两条腿都被绑起来了，伤口的地方还插着一根长长的引流管引出淤血；两只手也没法动，一条手臂上面吊着盐水，另一条手臂上面包着自动测量血压的设备，手指上夹着一个测量心跳的设备。我想转转头，却发现颈部带着一根埋在血管里的导管，一动会隐隐作痛；鼻子插着氧气管，一动就会松动。我只能乖乖地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承受种种的不适。也许是因为输入我体内的血太冷，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冰窟里一样，不停地直发抖，幸好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手术了，爸爸妈妈也镇静了不少，坐在一边倒没有很慌张。我用嘴型无声地说着：“手……”。这种时候亲人之间的感应很强烈，爸爸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握住我的手，把他的热量源源不断地传给我。血一袋一袋地输入我的体内，爸爸的温度也一点一点地输入我的手心。妈妈在监视仪器边看着我的血压、心跳。我的床位医生不时会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隐隐约约听到医生说我的血压已经到了60、90，基本上还算可以，但是心跳太快。
我又沉沉睡去，没过多久觉得干渴难忍，睁开眼睛盯着床边的小桌子看着。妈妈问我：“要什么？”我看着桌上的杯子，想要说“水”，却又发不大出声音，妈妈倒是听懂了，拿了根棉签沾了点水在我嘴唇上点了点。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上甘岭”一样，想喝水的强烈欲望使伤口的疼痛都显得不重要了。手术后的六个小时里什么都不能吃，我闭上眼睛计算着时间。妈妈每过一会儿就往我的嘴唇上沾点水，一丝丝的湿意维持着我的平静。
爸爸妈妈轮流照顾着我，平静了没多久的我就开始了强烈的麻醉反应，不仅把我折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连爸爸妈妈也跟着担惊受怕。我频繁地呕吐，监视仪上我的心跳往上也猛跳着，跳到一百四十多跳，我的床位医生都有点害怕了，忙问我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说也奇怪，医生跟我一说话，我居然也就发得出声音了，后来想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告诉医生，我除了觉得恶心以外，其他都挺好。医生觉得有点奇怪，心跳那么高的话病人应该非常难受了才对。我倒是挺难受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医生让妈妈一直注意着监视仪，如果我的心跳再往上，就通知他。
我感觉着手臂上的血压计每过几分钟会自动充气一次测量一次，手指上的那个小小的仪器也会过一段时间就夹紧一点然后再松开。氧气管释放着氧气，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觉，我心中不禁暗笑，想起了以前念书的时候化学书上写着的“氧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亏我还是学化工的，心里居然还想着氧气该是有点味道的──清新空气的味道。
就这么，我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恍恍惚惚中，参加手术的医生都来看过我了──杨医生、冯医生、刘医生、王医生、孙医生、朱医生……每个进来的医生护士看见我的第一句话都是：“脚趾头动动……”，因为有了第一次动手术的经历，我已经很熟悉这个环节了，我只要觉察到有人来到我的病床前站定，我便会自觉地动脚趾头，医生们也都非常满意，因为我动作极其灵活，手术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由于手术后需要观察一天，所以，我得在离护士间比较近的观察室里过一天。观察室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刚从手术室出来的病人或者急诊病人，因此家属也特别多，环境很吵。有个病人的家属在病房里不停地打着他的手机，很大声地和人说话，吵得我头皮都痛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爸爸妈妈请他打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