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觉得挺惨的，因为手术后没过几天医院就不允许病人家属从早到晚陪在病人身边了，只有探望时间才可以陪着病人，所以，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得尽量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只能平躺在床上，不能坐起来，不能翻身，一只手又不能动的我来说，实在是难度非常大。医院有专门的护工，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总是运足一口气，对着走廊大叫一声：“阿姨──”，有时候病房里别的病人嗓门不够大，我也会帮着大叫一声，护工往往应声而来。每天吃饭的时候成了我最痛苦的时候，整个骨科护工没有几个，但是躺着不能动的病人却有很多，护工只能帮助一些年纪大的病人。我于是便自己想办法，我请护工在吃饭前帮我把我的小桌子放在我的胸前，然后再把菜和饭还有调羹放在小桌子上。然后我自己拿块小毛巾围在脖子上，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吃饭前做的准备工作。右手因为被包得严严实实，胳膊连弯都不能拐，只能直直地伸着；由于只能平躺着，我根本看不见桌子上的碗里放的是什么；手术后需要加营养，所以我定的菜都是一些有骨头的汤汤水水的东西。我用左手拿着调羹，往碗里胡乱捞了点东西，就往嘴巴里送，碰到骨头比较多的就麻烦了，因为爸爸妈妈不在洗手比较麻烦，所以我不愿用手直接拿着骨头，只好用调羹捞啊捞啊，每顿饭总要吃上一个多小时。幸好是夏天，吃再长时间也不用担心菜会变凉。
窗外面是炎炎的夏日，窗里面也很热，可能考虑到病人的体质问题，医院还没有开空调，只有电风扇轻轻地转动着。妈妈每天都帮我擦三次身，可是由于一直只能朝天平躺在厚厚的垫子上，我的背上发满了痱子。妈妈在给我用的水里加上花露水，然后再给我扑上医院配制的特别的痱子粉。这样总算好一些。有天，妈妈给我擦身的时候，我对妈妈说：“妈妈，现在你和爸爸还能服侍我，可是等十年后我要再动手术的时候，你们也都年纪大了，谁来帮我呀？”妈妈回答着：“是啊，那时候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想帮你也帮不动了。”我忍住了下面要问的话，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我该怎么办呢？
我开始担心我的将来，我虽然长大了，可是我却离不开爸爸妈妈。按理说，爸爸妈妈都是退休的人了，应该享受生活，我不仅不能为他们创造条件，反而还要他们为我终日操劳。爸爸妈妈一直都希望我能够自立，但是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得不依靠他们生活。想着想着，我就很难过。妈妈看出了我的不安，她和爸爸跟刘医生说起了这件事。刘医生特意来病房看我：“十年后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医学进步了，肯定会有更好的办法的。再说，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独立生活。”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是啊，十年以后什么都不同了，在这十年里会发生很多变化，医学技术会进步，我自己也会变化。在这十年中，我可以为自己十年后的手术创造条件，也可以为自己今后的独立生活打好基础。动手术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怎么使我的整个人生更有意义才是我应该思考的。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可以继续我的材料研究工作，我可以设计制作网页，我可以进行平面设计，我可以加入周小燕歌剧中心担任伴奏，我可以教钢琴，我还可以学新东西，我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与其停留在原地徘徊，不如尽力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走远一些。一个人只要还有生活的勇气，生命就不会暗淡。这么想着，我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和新的憧憬。
手术后最痛苦的十天终于过去了，妈妈终于可以告别医院里冰冷生硬的竹躺椅不再陪夜了。每天晚上八点钟不到，我就迷迷糊糊开始睡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总是会痛醒，睁一会儿眼睛，再继续睡。有时候，动过手术的那条腿会从垫着的垫子上滑下来，平时，妈妈在的时候，可以请她帮我放好，但是妈妈不在，大家又都睡了，没有人能够帮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用好脚拉着绑住坏脚的垫子把坏脚拉回到垫在下面的垫子上。很多时候都能够成功，也有一些时候因为实在痛得受不了放不好位置，那时候，就只好忍受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等妈妈或者爸爸来帮我放好。一个晚上下来，坏脚的脚跟总是痛得无法触摸。我常会想，人生的苦难真是无穷无尽，不断有痛苦困扰。也许正是因为有痛苦，才不断有希望，一个痛苦结束的时候也往往是一个希望实现的时候。有的人从痛苦中感受到的是折磨，有的人从痛苦中却获取了无限力量。我不知道痛苦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痛苦磨练了我的耐心。
转眼到了伤口该拆线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仔细数一数新伤口缝针的数目了。看着自己腿上的伤疤，有点像蜈蚣爬过的痕迹，很长的一条。我和给我拆线的医生开玩笑说：“这么长的刀口我以后怎么穿游泳衣啊？”医生也很有意思：“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带小裙子的游泳衣吗？很时髦的！”病房里的病人都哈哈大笑。其实，我以后要游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别说穿什么游泳衣了。只是看到自己好好的皮肤上两条那么显眼的伤疤，女孩子天生的爱美心理有点作祟。不过一想到古龙的小说《绝代双骄》中最有魅力的小鱼儿脸上那条有性格的伤疤，心理就平衡了许多，看久了，也许真能看出点什么魅力来呢。
天气越来越热，病房里的病人换了一批一批，手术后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院了。爸爸提前两天买好了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在我出院的那天早上，把所有的手续、费用都结清，下午，妈妈来帮我把衣服换好，黄昏的时候，爸爸开始打120叫救护车。没多久救护车来了，工作人员拖着一个带轮子的小担架到了病房，给我髋部包好硬固定，然后和爸爸一起把我平抱上担架，我一手抱着自己的一大堆垫子，躺在担架上和病友们告别。我也记不清了这是我第几次坐救护车了，但是我还是清晰地记得救护车颠簸起来震得伤口剧烈的疼痛。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我很紧张地拉着边上的把手，尽管如此，不平的路面使救护车震得我伤口一阵接一阵的痛。好不容易到了轮船码头，我的两个舅舅早就等在那里了，大家一起把我从救护车里抬出来，把我连同担架一起放在船前。船上的工作人员再三验证我不是濒临死亡的病人才让我上了船。由于船里面空间比较小，所以，换了个软担架抬我。在我进船舱的时候碰到点麻烦，船的走廊很小，进船舱的门也很小，我躺在担架上怎么也转不进去。我因为换了关节，搬动起来要特别小心，弄得不好很容易脱臼，手术就白动了。大家在船舱门口想尽了办法，就差没有把我竖起来了。一个个都满头是汗，最后干脆不用软担架了，两个人把我直接抱进船舱放在床上。就这么几下，我也已经痛得受不了了，躺在床上，我动也不敢动，就怕关节脱臼。爸爸很紧张地看着我，就怕出什么差错，过了一两个小时，痛好点了，大家才都放心。
到了宁波，爸爸的两位朋友已经等在船码头了，爸爸打电话给120叫好救护车后，我就躺在床上静静地等着。所有的程序又来了一遍，救护车的随车医生一看见我就说：“怎么又是你？”他以为我早恢复健康了，没想到我又去动了一次手术。
回到家中，把我放在爸爸妈妈平时睡的大床上，所有我需要的用品都放在我身旁触手可及的地方，放得远一点的东西就用一根小棍子慢慢地拨到身边。到家了，就有一种安定感。
我躺在床上，动过手术的腿还是被牢牢地绑着，一动也不能动，只能进行一些肌肉收缩锻炼。在我的身体下面垫着各种各样的垫子：背后垫着水垫，每过几分钟换一次，这样可以凉快一点；腰下面垫着一个类似于游泳圈的充气垫子，可以让我一直和硬硬的床板接触的尾骨不会太痛；膝盖下面垫着一个空心的竹枕头，既保持了腿的角度，又可以让不能动的腿不会因为长期与床接触而长痱子；脚跟后垫着两个小棉垫子，可以使脚跟不太痛。这种生活很痛苦，我所有的生活得在床上完成，平时一些自己很容易就能够完成的事情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我往往会花很多时间去想到底是先要杯水呢还是先要水洗手，因为很多时候我只能选择一件事情请人帮忙。爸爸妈妈每天围着我转，很疲劳，但是他们对我始终很有耐心。
那段日子里，我又一次重温了第一次手术后的生活。我不能翻身，只能朝天躺着，看着天花板。因为老是保持着一种姿势，我的背上发满了痱子，用了很多花露水和痱子粉也没有用。我的心很静，每天很有规律地生活着，睡睡醒醒，时不时地想些事情。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情感
电话就在我的身边，我开始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一开始看几分钟屏幕就头晕，慢慢的，一天一天好起来，在电脑前的时间也开始增加。我开始更新主页菜青虫之家，开始上新闻组，开始写Email，开始回复网友给我的留言，菜青虫终于又回到了网上。
一天吃过晚饭，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好朋友萱萱打来的，她告诉我，我的一位非洲网友J现在在宁波，想到我家来看看我。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名字，在我手术前的日子里，我经常在ICQ上碰到他。J跟萱萱一起来了，他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四十多岁，戴着眼睛，微黑的皮肤。我躺在床上，把头枕高了点，J给我带来了一个非洲木雕，很漂亮，有点抽象。J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光滑的木质，流畅的线条，我一跟J说话，就找回了那种在网上的熟悉感。网络真是奇妙，它使两个相隔这么远的人能够相识，并能够在同一个城市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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