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我感到沮丧极了，所有的斗志都从我身体中流逝了。
情急之下我忽然想到：“Y小姐，你们老总是派您来签合同的，您没有权利解除合同，您总应该有权利签合同吧？”
Y小姐点了点头。
我又说：“那我们再签一份补充合同可以吗？您刚才也说了，你们绝对没有利用我炒作的意思，我也非常信任你们，我想我们再补签个这方面的补充协议，应该没有问题吧？”
Y小姐怔住了，她没料到我会想出这个办法，但她立刻又说：“我签任何协议都要经过我们老总的批准。”
“我们并没有签另外的协议啊，我们只是对刚才那个聘用合同做个补充，而且补充的内容都是我们在签协议前就达成共识的，无非再书面化一下。”
Y小姐表示要打电话向公司请示，他们通电话的时候，我一边想着，如果他们连补签协议都不肯的话，我就只有单方面毁约了，如果对方要我支付违约金，最多把家里留着给我看病的钱都赔上。
Y小姐的电话结束后，告诉我他们老总仍然不同意。眼看着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也不能留Y小姐太晚了，Y小姐答应她回到旅馆后再和他们老总联系，一有决定就打电话通知我。一想到这件事可能还是会无法解决，我不得不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在Y小姐临走前，我请她写个条子证明我没有对她说过那句“这是我成为众人关注焦点后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虽然她一再口头上保证到了需要她证明的时候，她一定会说真话，并且用她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可是，经过这么一天，我已经无法再相信任何口头的约定了。最后，她写下了这么一张证明，尽管这张证明可能一点用也没有，可是让我稍微好受了些。
这一夜，特别难过特别漫长，那位发“独家新闻”的H小姐再也没有音讯，我们估计她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将稿子发给过哪些媒体了。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不负责任的记者，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商家说的任何话如果没有经过书面都不能信任。我只能怪自己，太缺少社会经验，对人太信任。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一些我们一直当作朋友看待的记者比我们还早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甚至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在赶往我家的路上，想要抢到一些镜头。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待人真心就应该受到伤害吗？为什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早到晚生活在压力中的家庭，有人还狠得下心去伤害呢？有一瞬间，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记者的职业不应该是报道新闻吗，怎么现在变成了和商家联合制造新闻、炒作新闻？
深夜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还没睡，等着Y小姐的电话，终于电话响了，是Y小姐打来的：“明天早上我来和你签一个补充合同，将今天签的合同终止。”这个消息无疑是这个晚上最好的一个消息。第二天一早，我很早就起来了，坐在沙发上等Y小姐。等了几个钟头，Y小姐来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式两份的补充协议。这次，我不敢再随便相信别人了，自己仔仔细细地把协议看了一遍，其中我认为需要修改的部分当场便改好。我用自己的电脑打好再打印出来，双方都确认后，再一次签了字。补充合同中提到由于媒体的介入，经双方协商决定，终止已签署的聘用合同。这次签字，我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这次经历让我们全家明白了一点，不能太轻信别人，任何事都一定要有书面协议，在商业范围内，道德无法作为约束，只有法律才是唯一有效的约束。
事情终于有了不算太糟糕的结局，我们终于可以准备去上海报到了。临走的前一晚，我最后上了一次网，把菜青虫之家的内容更新了一下，顺便和我的网友们聊了会天。当我告诉大家我第二天就要去上海的消息，一位网友通过ICQ问了我一个问题：“菜青虫，你以后还能站起来吗？”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当然可以站起来，在决赛那天，我会在所有人面前站起来的！”
对我来说，去上海又是一次长途跋涉。把小狗利利放在朋友家，爸爸妈妈陪着我在报名的前一天到了上海。我们在奶奶家住下了，让我可以先休息一天。吃过晚饭，随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份报纸看着，却意外地在头版看到了H小姐的那篇“独家新闻”，所不同的是，报道前面署名的是L记者。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我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告诉他这篇报道是失实报道，由于是头版，造成的影响比较大，希望他能在同一版面发一条更正信息。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L记者却断然拒绝了，他否认这篇报道是失实的。我问他是否采访过当事双方，我问他有否向当事人核实过事情的真实情况。回答都是否，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更正一篇错误的报道呢？L记者坚持说他无法判断这是否是失实报道，我就是当事人，我没有以任何方式表示过文中的意思，既然用了“陈帆红说……”，那么陈帆红告诉他陈帆红没有说，这样还不够证明这篇报道是失实的吗？
没想到L记者竟然说：“我一直都只听到你一个人在说，我怎么能够凭你的话就判断这是篇失实的报道？”
我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用这种理由来混淆是非，看来L记者是不想承认自己的报道是失实的，我又说：“为什么你在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可以随便发稿？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人杀人了，你不经过核实，也可以将报道刊登出来吗？现在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你，我没有说过那些话，而且，按照报道日期来看，即便是签定聘用合同这件事也是失实的了，在你报道中提到的那一天，我们已经解除了该合同。现在这个聘用合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可以出示合同已经不存在的证明，我也可以出示我没有说过那些话的证明，所以，这篇报道确实是失实的，如果你认为我个人的话不足信，请你跟当事的另外一方联系以了解真实情况，并请在相同范围内更正该报道。”
L记者表示他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他也不打算核实，而且他对这篇报道也没有责任。
我又一次看到人性自私、冷酷的一面，伤害别人真的不需要补偿吗？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短短的三天内连着遇到两个极其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而且，对他们来说，似乎做这种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和L记者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他终于承认了这是篇失实报道，却怎么也不肯在报纸的同一版面更正自己的失误。我按照报纸上的提示，拨通了职业道德监督电话。我才说了事情的经过，对方就说：“让你上一次报纸不是蛮好了吗？你还想怎么样？”这话把我想说的话全都噎住了，原来让我上报纸就是给我的一种荣耀，管它报道什么，对我都是天大的好事，看起来是我不领情，不懂得接受别人想要炒作我的一番好意。可是，我真的不想上报纸，也不想被炒作，我只想完成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就过回原来平平静静的快乐生活。仅仅是这么小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难道一个人一定要失去了“真”，才能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吗？
已经很晚了，我再次拨通了L记者的电话，再次说明自己再次参加比赛是在很多人的努力和关心下，我希望通过比赛能够为成千上万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做些什么，也能够和所有热爱网络的网民一起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最后，请他顾全大局，再考虑一下更正的事情。最后，更正报道发了，但是，并没有刊登在发表失实报道的那个一版面。即便是这样，我也已经感到筋疲力尽，没有更多的精神去周旋辩驳了，这件事情，最后也只能这么不了了之了。
第一次沟通
十二月四日下午，我们准备出发去上海国际饭店报到。我特意挑了一件天蓝色镶着白色毛绒边的裙子，我知道自己穿着这件毛毛的衣服看上去有点像只大兔子，看上去比较活泼可爱，尽管这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我还是希望自己能以比较好的精神状态出现。郭佳和陈云飞也到了上海，通了电话后，他们决定和我们一起去国际饭店，以便于同步拍摄一些镜头。
我们一起到了国际饭店，浙江省的领队黎洁在饭店门口等我。坐电梯的时候，我开始想着自己将会遇到怎样的一些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呢，他们是否会因为我跟胡秘书长之间曾有的冲突而对我有什么看法呢？我更想知道的是，胡秘书长会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见面后他会跟我说些什么。
报到后，我们直接到了早已安排好的房间。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意外，这是间很宽敞的房间，爸爸妈妈和我住在一起。房间有点特别，墙上和洗手间都有专用的扶手，很明显，这间房间是根据我的身体情况特意准备的。
放下了东西，我们都坐了下来，郭佳和陈云飞一直在静静地拍摄，黎洁递过来一份“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在沪期间培训及活动计划”。我大体看了一下，黎洁对我说：“我看了一下安排，培训安排得很紧张，你有没有准备？”
我奇怪地说：“准备什么？”
“准备比赛呀！”
我恍然大悟：“我哪有时间准备啊，每天从早忙到晚，累也累死了。”
黎洁又说：“这里的培训应该是不错的，会使你更完美的。”
我认为培训只是过过场而已，便笑着调侃着：“那也不一定，也有可能会把我原来的完美破坏了呢！”
当房间里只剩下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的时候，我们开始设想这两天可能和胡秘书长见面的场景，会很尴尬吗？气氛会很紧张吗？会彼此对立吗？应该不会吧，我不觉得自己面对对方时会尴尬、会紧张、会有一种很对立的情绪。郭佳说过的话总是提醒着我，我来这儿是为了可以更真实地了解胡秘书长这个人和他在做的一些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