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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啊。”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籽？天天从这楼上甩下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铳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扇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啊？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化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不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剐刑，剐上一整天，刺刀捅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手人脚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手人脚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
犁下七寸是黄金，
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吗？”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做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气，家里有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嘿，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啊。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