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