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双方剑拨弩张，作决一死战姿态。
红卫兵在忙于打派仗，中央高层决策人物却在操心红卫兵的出路。
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便借小鬼打大鬼，极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到了1967年夏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全线瓦解，天下大乱，谁也难以控制当时的局势了，这时，毛泽东想要收回这些小鬼，让天下归于平静。
他想让红卫兵先回到教室里。
1967年秋天，毛泽东已委婉地在各种场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其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同时，毛泽东对前一段的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同样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高最新指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
毛泽东头脑里的小小混乱导致了社会的大混乱。红卫兵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关于“形势大好”的另一个声音，对“复课闹革命”采取冷淡态度。他们虔诚地相信：曾经戴过红卫兵袖章、热烈支持过红卫兵的毛泽东，会再一次支持红卫兵。
因此，武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一天天升级。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每逢生日这天，毛泽东都要安排一桌家宴，邀请他认为可以交谈的人来中南海钓鱼台一聚。这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的客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帮秀才。
这次，毛泽东重点谈了学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要落实政策。”“政策不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许多人，解放的人很少。”
毛泽东的话中，有明显的不满意成分。
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有的凝神聆听，有的埋头做笔记。接下来，毛泽东继续说：“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在学校出现怕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
毛泽东要为教授、讲师松绑，是为收回红卫兵作铺垫。
然而红卫兵却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校园内，处处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成了名符其实的革命战场。
毛泽东对红卫兵开始感到失望了。他担心这些小鬼有朝一日会演出一场更加不可收拾的闹剧。毛泽东暗中认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到了，万一红卫兵不听话，就派工人去教育；再不行，就派军队。
在这样的情形下，红卫兵仍未收敛。
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的课堂。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不相信毛泽东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