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