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百度杨广时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文章如下：
同志们，最近我越想越气愤，为我们的杨广不值呀。他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却被人这么说。我们一同联合起来为广翻冤吧。人多力量大。最好集体致名给研究隋唐的历史家们！
为广翻冤，为广翻冤，为广翻冤，为广翻冤。
特此献上一首广的诗表达现在我的心情以及广的心情。
野望
寒鸦飞数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
一望黯消魂。
文章让我想起两百多年前的清朝三朝大臣阮元，他在挑灯阅读时，从那历代史官的涂改和粉饰中仿佛明白了什么，于是冲动的冒着大雪去寻找杨广荒芜已久的墓址，重新立上那早已不见墓碑。于是我冲动了，也许不能为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睡了千年的真正杨广平反，但我真的冲动了。
杨广（569年—618年4月10日）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公元618年在江都被叛乱的部下缢杀。《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杨广死后，其孙杨侗谥其为世祖明皇帝，农民义军领袖夏王窦建德谥其为闵皇帝，曾经的隋臣后来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谥其为炀帝，这也就是杨广被称为隋炀帝的来由。因为李渊建立的唐延续了几百年，所以他对杨广的评价成为以主流并成为历史。今天的我们知道杨广没有了他的丰功伟绩只有他所谓的荒淫无道；看书籍看电视看电影没有不是他奢侈好色、信任奸臣、不务国政的香艳形象。这些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沉淀并成为一种定性的思维一杨广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人。而这些杨广的历史书籍形象是我们根据历史的记载来描绘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的记载是取代隋朝的唐朝来编写的。这就是杨广的不幸，因为从唐朝那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李世民开始，历代的统治者开始插手历史书籍的编写。从那个自私的开端之后，历史的记载就成为了成功者文功武治的斗艳场，失败者遗臭万年的十八层地狱。
每当我在看写关于隋朝历史的书籍或者看像《隋唐英雄传》的有关隋朝的电视剧时，我不由地在想如果唐朝的建立者不是曾经也在杨广的朝堂上向杨广高呼“吾皇英明”的臣子时，唐朝的史官会不会对那段隋朝辉煌的历史公平一点呢，会不会对那个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不可磨灭贡献的杨广宽容一点呢，会不会给予杨广更多的同情少一点落井下石呢？可是历史留给我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不可能因为我的假设而有所改变，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仅仅是历史。其实我想唐初那些为皇家编写历史的史官比我更无奈更痛苦吧，头顶顶着前人的“秉笔直书”的伟大宗旨，心里藏负着“为史执笔”的崇高梦想。到头来却只能在别人的监管下编写着历史。仅仅是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奇迹的时刻，他们的史官队伍里正式地加人了一个新人—他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史官从此真正变成了御用文人，没有了史官的独立性与史官的尊严。
杨广最大的不幸不是他被臣子宇文化及逼死亡国，而是碰上了李世民这个宿敌。宇文化及只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与梦想，李世民却让他的一切历史成就磨灭的同时再让他遗臭万年。李世民或许是一个好皇帝但绝不是一个好人。他通过以帝王之尊直接插手史官的记载，打破了历代帝王明着插手史官记载的禁忌。而他的这种无耻的行为使得后人有模学样，使得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中华的几千年文化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这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我们总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辉煌的历史，而说这话的底气是来自我们有着清楚的文字记载，这些文字的记载就是我国历代的史官抱着为史执笔的态度一笔一笔写下的。我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在后者的笔墨下呈现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民族成为一个有根可寻的民族。
千年来史官虽然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存在，但是史官的存在与其作用却在时间的推移下有着本质的改变。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唐朝刘知几著《史通》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第二章 抱打不平（二）
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唐朝以前还算可以的史官记史风气因为李世民的介入给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着手改变了与史官相互存在的机构，使得史官成为统治者“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这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许的不忠不义的行为。圣人有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圣人也曾说过：“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就是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是皇帝就做皇帝该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该干的事，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来。但是李渊父子身为隋朝臣子却在君王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背叛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