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杨坚才并州起驾回长安，足见杨坚对北方边防的重视以及对儿子杨广的器重。
杨广没有想到父皇杨坚回到长安没有半年的时间后就再一次的下诏让他速回长安，他更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已经烽火连天的帝国半壁江山需要他的再一次出力。
杨坚灭掉了南陈，在地理上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大功绩，但是统一的路不没有因为南陈政权的灭亡而结束，这或许是杨坚以及大隋帝国的大部分文臣武将所没有想到的吧。这或许应证了那句话“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
杨广从江南回去后，杨坚就命令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秦王杨俊出任扬州总管，镇守江南，节制江南44州的军事。同时为了防止再有人利用自古以来就有“龙盘虎踞帝王州”美称的建康（南京）连接南北、山环水绕、地势险要的地理天然形势建都割据，决定毁灭六朝古城，便下诏：“建康城邑平荡并耕垦”。于是隋军彻底毁坏建康宫殿、庙宇、城墙，甚至民居建筑，荡平作为农田耕地，城市贬为县郡。三百年的六朝豪华都城于是在这块土地此时被杨坚的一纸诏书毁灭了。但南朝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南北分治300年之久，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差距日大，南方土著与南迁侨民的抵触隔阂并未消弭，南陈亡国的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仍潜伏于各地，一般民众对北方统治者的不理解以及由此自然产生的不认同的心理普遍存在。而要把这样两个异质社会统一起来，必然会产生许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周密计划、谨慎行事，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宽容与耐心。
然而事实却是杨坚与大隋帝国的高层被隋军的迅速全面胜利所误导，而将改造江南的任务想象得过于简单和容易化了。隋杨坚虽然通过武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却没有象灭东吴之后的西晋武帝那样，从政策上探讨和解决江南地区“易动难安”的问题，而是在江南广大区域内厉行异于南方的北方政策与制度。
一是大量改变原南朝行政区划。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攻克建康后不到十日，杨坚就派遣第一批使者巡抚江南。监察御史房彦谦奉召安抚括州、泉州等十州，足迹几乎遍及江南；左领军长史长孙炽“持节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周，废置州郡，巡省风俗。”这广大南方地区行政区划的变更给江南士民刚刚亡国心理带来的冲击是却是显见的事实。
二是大规模撤换南方地方长官。平陈以后，原陈朝上层地方官员不是被押往北方，就是被废黜在家，罕见留任，取而代之的主要是隋朝任命的北方官员。如韩洪和郭衍先后任蒋州刺史，皇甫绩和刘权任苏州刺史，杨异和宇文弼任吴州总管，王世积任荆州总管，韦洸任江州总管，杜彦任洪州总管，侯莫陈颖和李圆通任饶州刺史，席世雅和杨荣任宣州刺史，杨初任常州刺史，马敬和刘景安任杭州刺史，韦冲检校括州事等等，这种局面直到杨广执政时期才逐步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杨坚把陈朝君臣带回京城，供养起来，示以怀柔，并将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意欲以此除却将来动乱的因素。但实际上，对于南陈大部分宗室，杨坚并没有勤加安抚，以消解其反侧之心，江南人士在隋朝亦仍被视同蛮夷，在重臣苏威等人关于江南人士学业、世务不得兼得的论调下，难于求进于新的隋朝，境遇凄凉，于是纷纷奔走于出镇宗王的府邸，更有甚者以至于“郁郁思乱”。
三是强制灌输北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杨坚大力倡导孝治，并派尚书右仆射的苏威以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来江南宣传贯彻。这些纲常伦理并非泛泛空言，苏威曾将“五教”具体化，责成地方官每年进行检查处罚，并在平陈之后将整套措施搬到江南，强制灌输，令“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隋朝大力倡导和贯彻儒家伦常，旨在提高中央集权，削弱豪族势力，但在政策推行中，却无视广大江南地区的社会特性与历史背景，因此与江南世族谋求巩固其地位的普遍意识形成了直接的冲突，其严重后果接踵而至。
其实前面提到杨坚的三大政策只是让隋王朝变成了南陈旧地对立的一面，矛盾是在隋军的高压下爆发的。因为这些政策并没直接威胁江南豪族的大部分的利益，或者说是没有影响他们的眼前利益。我们都知道杨广率领的南征大军是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把江南的半壁江山给拿下的，而这不仅仅是杨广大军的厉害与南陈军队不堪一击，而很大部分是实际掌握着江南资源的江南世家豪族没有做任何像样的抵抗，并且选择与隋王朝配合与合作。所以如果不是其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那些“顾恋巢窟”的地方豪族是不会冒着亡家灭族的风险起兵与隋朝廷对抗的。
而杨坚的另一大政策的实施就直接地触动了那些真正掌握江南土地与人口的江南世族豪门的一贯利益，于是矛盾升级，并且爆发。
尚书右仆射苏威“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他被杨坚派到江南来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五教”，因为作为与高颎共掌朝政的大隋朝廷顶级大臣来做这种宣传事宜似乎有点委屈苏威了，况且杨坚给予他便宜从事的权利，想想作为大隋帝国的宰相难道连个宣传事宜都要皇帝给予的便宜从事的权利。这就说明苏威的江南之行不仅仅是为了“五教”的宣传，而是另有重要任务。其实苏威可以说是出生在理财之家，他的父亲苏绰，是精通算术和计账户籍之法的专家，在北周时期担任大行台度支尚书和司农卿，主管财政和钱粮支出事务，而杨坚派他到江南来也就是为了江南的财政，这就是从江南有钱人口袋里拿钱的活。
第十九章 江南叛乱
《北史·附苏威》说得明白：“江表依内州责户籍”，就是隋王朝要在新拿到的江南半壁江山实行在北方一直实施的户籍政策。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王朝时代人口和土地对于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杨坚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须的一种统治作为。但是杨坚和隋王朝的大臣们忽略了江南与北方已经存在的差距与隔阂，而且他们的步伐太快并缺乏一定的耐心。
被杨坚派到江南的苏威的另一重大任务就是整顿江南户籍，统查人口与土地的；在刚刚拿到的江南实施“输籍法”。这一方法其实是针对世族豪门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因为在历朝历代，政府官员都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这其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特色。于是就有小民将自己的田产寄名在豪强名下逃税，而豪强从中抽成。输籍法的实质是对田主的应缴赋税进行社会评议，评议的标准是由国家制定的，按照户等高下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定额税，称为“输籍定样”。地方上按照这个“定样”，由三党或五党的党长组成一个“团”进行审议，依样定户。这项工作在每年的正月进行一次，一年中不再变更。利用这一方法，可以隐漏、逃亡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通过输籍定样，剥夺许多士族豪门控制的依附民，削弱其经济势力，而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创造了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严重地伤害到已经享受了几百年特权的江南世家豪门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于是在刚刚平静的江南掀起了一次腥风血雨。
据史书记载，从开皇十年（590）十月开始反隋的起义的队伍有婺州的汪文进，越州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立懀，自称天子，置百官。台州的蔡道人，蒋州的李棱，饶州的吴世华，温州的沈孝彻，泉州的王国庆，杭州的杨宝英，交州的李春，皆自称大都督。还有桂州的李世贤，吴州的罗慧方，东阳的陶子定，越州的顾子元，三吴地区的陈正绪、萧思行、萧世略等。一时，“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耶！’”叛军声势之大，甚至达到船舰被江、周亘百余里的规模。
不难发现参加这次江南的大规模起义的势力主要是江南的世族豪门以及宗教。如在江南世族豪门沈家就有沈玄桧、沈杰、沈能、沈雪等人参加，而沈家在江南尤其是南陈后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且沈家是南陈的国戚，先后有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女儿会稽公主下嫁给沈家，后有沈家的沈婺华进入南陈**做了陈后主的皇后。其他姓氏的世族门阀有吴、陆、张、陶等都有人起兵，还有就是南陈皇族宗室陈姓和逃入南陈的后梁皇室遗族萧氏也有人趁机起兵，至于宗教的势力从他们起兵的口号“更能使侬诵五教耶”就能找到它的存在。
这场大规模的起义反叛一时间让江南烽火连天，这对大隋和杨坚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而镇守江南年幼的秦王杨俊对于江南局势根本无法掌握与应对。于是杨坚只好下诏让内史令杨素领兵平叛，同时给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下诏让他回长安、前往江南接替他的弟弟杨俊镇守江南。
领兵平叛的行军元帅杨素，在隋代的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很多人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力的出色，而是他“错误”的帮助杨广登上皇位。按照隋书里面的说法杨素是“专以智诈自立，不由仁义之道，阿谀时主，高下其心。营构离宫，陷君于奢侈；谋废冢嫡，致国于倾危。”连隋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在了杨素的头上，奸臣的帽子算是铁板钉钉了。但是杨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全面地去评价杨素，我觉得杨素是一个“能臣”，在隋能够知道与他匹配的人我个人觉得只有隋的另一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