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
其实《资治通鉴》关于这个的记载全都是以《大业杂记》为原本的，只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比编《大业杂记》杜宝更为仔细罢了，也可以认为杜宝没有学好数学。司马光他在看到杜宝记载的这一组数据时便发现了问题：长200尺，相当于现今60米，阔50尺，相当于现今15米，就算没有走廊之类的，总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积，中间两重160间房，平均面积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减掉一些走廊之类的什么多余空间，这样房子就有点小了，不是吗。于是发现问题的司马光在偷笑之余果断地在到《资治通鉴》编纂的时候，把数据改为：长二百丈，房百二十间。他们之间的数据的随意编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的数据，只能通过想象他们心目中的昏君杨广来想象龙舟的大小，这样他们不同的人造出来的数据都存在着矛盾，而且还相互矛盾。
至于杨广当时龙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据当时杨广南下的河流宽度能推测出一二来。当时杨广南下的专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米宽的样子，如果龙舟要在水面上行动自如的话，那么龙舟的宽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样子。这只能说是前无故人但绝不能说是后后无来者的。
话说杨广南下的队伍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万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杨广命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负责沿途保护船队，河道上千舸竞发，两岸彩旗招展，这一幕与千年前杨广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队伍一样威武雄壮至极。南巡船队和两岸士兵总计有二三十万人，他们像一股洪流滚滚而来，沿新修的运河徐徐东南行，为供给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众苦不堪言，据记载杨广命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辇”，极水陆珍奇，劳民伤财。佳肴丰盛，“**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浪费极大，献食从役者每天都在十数万众，以致沿途骚然，农事抛荒，民不得安居。这虽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辞，但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对当地来说影响肯定是蛮大的。
站在船头的杨广某天突然诗心大发，写下《泛龙舟》描述其巡行船队：
舳胪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写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虞世基诗有“泽国翔宸驾，水府泛楼船”诗句，虞世南诗有“安流进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诗句，都是描述巡游队伍的。当时隋君臣上下对巡游尽是一片赞扬之声，根本不像后来的一片谩骂之声。这也难怪，中国文人嘛历来都是一个应景的。
就像后来的唐人对于杨广的南巡人亦有大量诗篇进行着力的描绘，但是唐人与隋人不同，唐诗并不是赞美龙舟船队的壮丽，而是惋惜与批判杨广此行的荒唐。写的最著名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的《隋堤柳》，可谓传诵一时。当然，白居易指斥杨广巡游江南不只是指大业元年（605）这次，而足三次南巡江都合在一起批。请看：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诗中，白居易极尽渲染，将前朝大兴土木修凿大运河，在运河两畔广植柳树，夹岸柳绿桃红的旖旎之景象发挥到极至。用一句“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淋漓尽致地把杨广奴役民众、挥霍财富的骄横，以及百姓哀号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难烘托出来。诗句义正辞严，发人深省。在诗人笔下，“大业年中炀天子”成了个彻彻底底的大昏君。
细细想来，历史是神奇的，杨广他一生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说成骄奢淫逸，祸国殃民；而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是风流倜傥的楷模，留下无数逸闻故事娱乐民间，更是两岸四地影视作品的大热门，且屡演屡赢，屡赢屡演。如果诗人白居易出生在乾隆朝以后，不知道他对于与杨广南下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的乾隆南巡是像清朝诗人汪沆的“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的献媚还是一样义正言辞呢？这不仅仅是白居易与汪沆的悲哀，而是中国人的悲哀。因为中国人都是以最后的成败去讨论某个人的过去，于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可笑的事情。
第四十六章 南巡理由
杨广大规模巡视江南和营造东都、幵凿大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足见这是“大业年中炀天子”杨广即位时头脑屮通盘考虑的“大业”之一。在前文分析了杨广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因时说到是为了就近加强对江淮新经济区域的联系和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顺着这条思路，如果也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考虑，杨广南巡亦具有安抚江南，加强对江南的控制，以维护王朝大一统局面的积极意义。要知道江南一直以中华正统自居，对于北方的政权一直视为胡虏，杨广的南巡可以向江南宣示他不仅是北方的皇帝还是南方人的皇帝。杨广盛张仪卫，大讲排场，是要以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威慑江南，稳固江南的统治，这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东巡山东、南祭禹陵的政治意图和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杨广还特意带上了陈后主的遗孀沈婺华。陈叔宝死后，沈后“自为哀辞，文甚酸切”，杨广在后来的几次南巡，都没有忘记带上这位出身大家闺秀、谨守礼法的亡国皇后，其用意则显然是用以联络南人感情，更好地怀柔江南士族。如果是为了游玩，带此老妇不是多余吗。
还有从大业元年（605）九月到大业二年（606）二月杨广在江都的半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来看也能证明杨广的南巡根本不是什么游玩享乐的。
杨广在江都是对江南的典章文物、制礼作乐特别重视。大业二年（606）二月初一，杨广命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结合江南历史重新“制定舆服”。又令“太府少卿何稠、太府取石定兴盛修仪仗”。杨广对何稠说“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予‘江都’。”让这么多显要的宰相大臣及仪礼专家修汀舆服仪卫制度，足见杨广对此的重视。在古代制礼作乐既是政治大事，也是文化大事，为了向江南人民显示朝廷对江南的吸收与融合，杨广不惜血本更改朝廷盛大的礼乐文明，“所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至于仪卫，则由何稠总其成。太府卿何稠的先祖是西域胡人，他聪慧精巧，博览群书，贯通古今文物典章制度。对于隋炀帝交给他制礼作乐的任务，何稠亦多有创见，多所改作，他在天子礼服上画日、月、星、辰，用漆纱制成皮帽。又制做36000人的黄麾仪仗，以及辂辇、车舆和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礼服，也都务求华丽壮美。
杨广的重新修订礼制以及舆服、仪卫，使得文物之盛，近世莫及。旧史和小说往往将杨广的这些举措述为別出心裁的玩乐，然而，杨广的用心并非如此，制作有江南元素的华丽舆服和壮观的仪卫非但不是为玩乐，反倒是客观地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同时杨广南巡为了更好更快的解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还将后来收藏于东都宝碛、妙楷二台的名画书法“尽将随驾”以在南方展示。还有就是带着中原硕学鸿儒，如大文豪薛道衡，博学通识的牛弘，并且带去大批僧尼道士，回到江都四道场，讲经弘法，好不热闹。杨广对与南北文化差异问题的考虑，不可谓是用心良苦。
对于杨广在江南的为南北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野史和正史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然而从其他的书籍中能够找到那么点痕迹了。
释史有载“大业元年（605）九月，銮舆幸巡淮海，光瞩江南，惆怅台岳”。杨广一心想拉拢智者大师智觊圆寂后，杨广并没有放松对天台僧团的拉拢，当了皇太子后，也一刻没有中断与天台僧的联系，信使不断，系情日深。仁寿元年（601）一月初三，皇太子杨广派太子右庶子张衡向天台山僧使灌顶、智璨宣令，问先师智颉“亡后有何灵异？”十二月十七日，杨广又撰文敬告天台山年先师智者全身舍利灵龛之座，并遣员外散骑侍郎兼通事舍人张乾威送僧使灌顶还山，到天台山寺敬设蔬饭，并向山寺赏赐大量物品。天台山僧智者弟子上首智越收到赐物，于仁寿二年（602）正月奉书一封致谢。不久，杨广又派太子右庶子王弘往天台山施物，计有“飞龙绫法衣一万六十领、幡一百五十张、光明盐一石、酥五瓶”。智越等于仁寿二年（602）四月十五日再奉书致谢。这年八月十八，杨广又遣右庶子张衡向天台山寺宣令，称江都慧日道场僧慧庄、法论二大师于东宮讲《净名经》，用的全是智者大师的疏、判释经文，杨广一日两次躬亲临听。为更好地理解经义，杨广令天台寺选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