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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的病死使得他死后更是极尽哀荣，杨广追赠其为光禄大夫、太尉公、弘农河东绛郡临汾文城河内汲郡长平上党西河十郡太守。给辒车，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粟麦五千石，物五千段。鸿胪监护丧事。还下诏说：“夫铭功彝器，纪德丰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绩元勋，劬劳王室，竭尽诚节，协赞朕躬。故以道迈三杰，功参十乱。未臻遐寿，遽揖清徽。春秋递代，方绵岁祀，式播雕篆，用图勋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不管后世是怎么评价这个军事家、诗人、政治家的杨素，起码他的主子杨广给予了他做为臣子应有的尊严，相比后世的魏征杨素应该是非常幸运的。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一直被看做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李世民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李世民“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李世民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亲自下手摔了自己的“镜子”，相当于给魏征“鞭尸”的惩罚与耻辱。
对于李世民的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帮他辩解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都牵连太子李承乾密谋反事件，伤了他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李世民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李世民的大忌。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李世民恨透了他，推倒墓碑不过是李世民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罢了。下令对已入黄土的魏征进行“推倒碑石”“磨灭碑文”的侮辱，传诵千古的一段君臣佳话，竟上演了这样一幕最终的结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失利，感觉十分丢面子，又想起了魏征，后悔莫及地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决不会让我犯这个错误了。”于是立刻重加赏赐，抚慰魏征家人，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并派人去祭奠魏征，将魏征的碑重新立好，重塑了自己的纳谏惜臣形象。但是就没有再让魏征的儿子娶自己的女儿了。这正是李世民翻手云覆手雨，任意所为的真实表现。我拿魏征和杨素比，除了他们都曾经是生前在朝廷上身居显赫外，还有就是他们都是染病后都得到了皇帝的赐药病逝的。通过琢磨《旧唐书·魏征传》，就会发现有个说不清楚的最大疑点：那就是魏征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征得病期间李世民所赐的究竟是什么药？魏征之死相比杨素的死在史书上更是含糊不清，因为李世民“圣君”的缘故所有的史书对此都是晦莫能深，通过魏征与杨素身后的待遇我甚至更相信魏征是被李世民弄死的，而不是所谓的病逝。
大业二年七月，大隋帝国的两个重要级别的人物太子杨昭、能臣杨素的病逝，不管当时还是现在，很多的人都忽略了这对于后来大隋帝国的影响。尤其是杨素死后，大隋的宰相不再是像高颖、杨素一样的一权独大而是五人组合。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及老臣苏威，除一个纳言苏威是天然宰相，其它都是加了“参预朝政”的衔行宰相职权，这五个人被称为“五贵”。说实在的这五个人在才能方面都是比较不错的，至于苏威就不用说了，剩下的宇文述在战场上是一员比较优秀的将领，在杨广登基前就因战功封爵国公；裴矩在能力上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尤其是他在处理中原与周围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方面绝对是出色的；裴蕴在政务能力上非常强，曾在各地当刺史时，每到一处，都治理得好，走时万民相送；内史侍郎虞世基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的哥哥，而他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书法家同时也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曾有人对他这样推崇道“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就他能力方面有个例子就能表现，据记载“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其精审如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贵”中虞世基、裴蕴、裴矩三人不隶属于关陇集团，苏威虽然是关陇人，但是他只是一个文人，且苏威在隋末为人圆滑；正如李世民打下东都后斥责他的“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徐炭，君轼国亡。见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而且他不怎么被杨广信任以致官职经常不稳，难以和非关陇集团的虞世基、裴蕴、裴矩三人抗衡，关陇集团中唯一在中枢掌握实际大权的就只有宇文述，此人也深得杨广信任。可以这说在杨广的朝堂中枢基本上被非关陇集团控制，这对于关陇集团来说是很不好的事情，后来当他们在朝堂上唯一掌握大权的宇文述死后，在朝堂上关陇集团可以说是彻底失势，于是在宇文述死后不久，关陇集团中的绝大大部分人参与发动的江都宫变杀死杨广，这也是杨广失败亡国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是后话。
第五十一章 开创科举（一）
对于儿子杨昭的病逝，作为父亲杨广虽然很伤心，但是杨广历史的脚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留。在这一年，他下诏正式建立有中国“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度。大业二年杨广的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大业三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至大业三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完全的产生。大业五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成为潮流，同时巩固了这一伟大的开创。
杨广以前，科举之制其实在杨广的父亲杨坚时期已经萌芽，只是杨坚没有魄力把这一伤害士族豪门利益的制度完善并执行下去。而在杨坚朝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拨制度先后是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
其中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秦统一后，产生了察举制，察举制即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朝廷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朝廷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而后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则意味着荐举制的败亡。
曹魏时期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朝廷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的局面。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杨坚建立隋朝后，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以及它对皇权的不利，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而杨坚晚年的时候因反对的力量太大曾一度下旨停办了学校；使得科举制度还没开始就荒废了。
但是杨广即位后便开始着手恢复杨坚时期与科举有关的文教事物，大业元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父亲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