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都有选择个人命运和价值追求的权利。人文精神的第一重要义是选择自由。一个有人文精神的社会，也就是鼓励个人选择、并提供选择机会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只有经济增长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指引，那么只能陷入一条哈耶克称之为的〃通往被物质和技术所奴役的道路〃。就此意义而言，浙江、广东这些经济先行地区似乎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比如，前些年被媒体爆炒的浙江温州市三位重量级政府官员下海事件，还有今年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转型新任亚洲银行中亚局首席城市发展专家事件。这里暂且撇开某些传媒在此事件上所作的分析和揣测，从人文精神上讲，这恰恰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价值观和思想的自由，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政府官员下海，佐证了困扰中国社会精英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取向开始动摇乃至解体。换言之，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也不再单单以官场地位大小为标准了，只要是社会精英分子，就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自身的位置，也有了选择人生事业的机会和权利。
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特性，所以现代管理学最推崇的管理模式就是人性化管理。这种管理方法在不同的场合也被冠名为〃优化管理〃、〃高效能管理〃、〃自动自发式管理〃等等，大凡成功的组织几乎都是曾经、已经或正在实施这种管理模式，因为这里包含着人们内心中超过一切愿望的最大愿望。你能想到的任意吸引人的理论模式，不过是这一种内部能源的某种开发形式。比较一下杰克·韦尔奇领导的通用公司和曹操、刘备两个军政集团的成功之处，难道不是体现〃快乐＋战斗＋实际〃的高效结合吗？
通用公司（GE）的前身是大发明家爱迪生1878年创办的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目前，通用公司下属有13大集团，20多项主营业务，在全球有30多万员工，在156个国家展开经营。韦尔奇只用了一个字来表达他领导通用公司的二十几年间全部的管理理念……〃赢〃。他的心得是，任何伟大组织的理念其实都极其简单，而且相同，就是赢得成功。他告诉各级员工，企业目标不是每年销售收入多少，不是百分之几的年增长率，也不是拿下哪个市场或兼并哪个对手，而是永远的目标……〃胜利〃。
韦尔奇相信，有一个〃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核心理念，比设定一个目标更重要。在通用，无论考虑什么问题，人人随口说得出这句话，并能得到绝大程度的认同。原因是，杰克·韦尔奇认为，平凡在市场上将没有生存的空间。在通用旗下的十几个事业部，都是世界第一或第二，如果不是，管理层就会想法把它卖掉，一定要发展、培养出世界第一或第二的产业来。这种独特的企业个性和坚定的工作意愿，造就了通用团队的骄人业绩，也创造了通用公司的持续辉煌。
在中国轿车企业里，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可谓后来居上，该厂生产的捷达牌汽车很快畅销全国各地，捷达牌汽车以其恰当的价格定位、优良的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取得这一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决策者在投资建设年产15万辆轿车项目时，站得高，看得远，把起点瞄准与国际水平看齐，追求规模效益，走出我国汽车工业水平、小批量状态下徘徊的低谷。
一汽大众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国产化工作，充分吸收消化国际先进技术，并跟踪德国大众的先进技术。坚持〃自制与外协并重，重点与一般结合，兼顾多品种和新布点项目，追求质量、信誉和效益〃的原则，一期工程的建设考虑到了二期工程的扩建。一汽大众公司的成功为我国高新技术领域项目的投资建设探索出了一个成功模式。〃高起点、大规模、国产化〃是引进关键技术设备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具备的条件。
这种以〃赢得天下〃为战略目标的理念，充分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要想成功，就必须成为全局范围内的一流，甚至拔得头筹，换句话说，除了一块最高的位置，没有其它的生存空间，这个道理就是〃赢者通吃〃。全球化是市场的、资源的、技术的、管理的、人才的全球化，它使一切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在全球一流或第一的水平上展开竞争。
如果竞争还给二、三流在某些时刻留下了些位置的话，那么留下的时间也不会太多。我们从三国时代的历史上，也可以验明这个法则。三国并存，也只是几十年，一、两代人而已，最终统一于一个赢家的加速度越来越快，不但孙、刘两家相继灭亡，连迟迟未能定于一统的曹魏也在〃赢者通吃〃的进程中改换了门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孙吴之外，刘备、诸葛亮以及曹操、司马懿无不以赢得天下为己任，谋取全局的胜利才是他们的真正战略目标，一概属于〃通吃主义〃，大概这也是深刻领悟事物发展规律的中国传统战略的基本特点吧。
3。 战略决策： 决断能力是战略关键
○ 战略决策，是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决定，也就是战争指导者的战略决心，是战争活动中主观指导最重要的表现，通常应对战争的基本问题，如打与不打、在什么空间和时间打、打的目的、采取的方针原则、使用的力量和基本的打法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把前进的方向引入坦途或困境。
赤壁之战，展开了三国时期一系列最复杂、最重大、最壮观的战略决策，也同时展现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所能受到的错误战略的干扰，以及错误的战略决策的严重后果。
事情的起因是曹操大举南下，不断取得阶级性胜利，初步击溃了寄人篱下的刘备势力后，威胁指向孙权的世居领地。这种形势下，这次战争就代表了战略决策产生的最典型的情形： 面临重大危机。这是因为战略决策意味着引起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不是因为外部或内部的生存危机，就没有动力推动这样的决策产生。然而，从三国这段历史中看到的导致全局性力量结构变革的方面，一方面是由最具实力的曹操集团首先发难，但真正产生了决定性后果的决策却是来自所有力量中最弱小的刘备一方。这证明了战略决策的至关重要，因为它并不以既有实力为重点，而是取决于一种纯粹的眼光。所以说，战略决策是判断力的运作，不是影响力的意志所能控制。换句话说，战略决策自身构成一种独特而重大的资源，而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其实与其现实力量并无必然关系。历史上，无论军事还是商业的实例证明，正确地抓住了战略决策这一根本资源的一方，完全可以取得由于被动失去这一资源的任何一方的优势。
曹操的总体战略无疑是由他统一天下。这对于占据高位优势的曹操来说，当然是应有的目标，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在实现的时间表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紧迫的理由，也就是说，本来曹操可以从容不迫地逐步击溃对手。赤壁之战，曹操却进入了需要面临一次大决战的紧要形势，尽管有较大的获得全面胜利的机会，但也带来相应的更大风险，对自身一方形成毫无必要的巨大压力，反而给对手增加了有利的机会。其原因就在于，曹操对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做出明智的判断，以稳健的各个击破的战略行事，反而在没有清晰的阶段目标的指导下，一味地进攻，获取并无战略价值的小成果，渐渐激怒了剩余的孙、刘等势力，把他们逼向联合对抗的死路，把一盘进退有据的活棋走向死局。
从整个过程看，与其说曹操做了错误的战略决策，不如说是他在事先就没有一个果断的战略决策，把目标界限划清楚，而是跟着战局走，结果被自己的贪心拖上了一条错误的船，最后不得不选择对自己并不是最优策略的大决战。
刘、孙两方则在非常严峻的第一时间预见到战略后果，果断主动地利用了联合对抗的战略决策资源。而曹操则是缺乏有效地控制战略性后果的进程步骤，使一系列行动干扰了主要的战略目标，成为使用战略决策资源失败的承担者。
李嘉诚的发达首先是在香港地产业，他有超人的洞察力，能够慧眼识机会，并能适时果断地抓住机会。同时他拥有超人的经营魄力，敢在关键时刻实施大动作。李嘉诚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体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时，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香港人心浮动，投资骤减，房地产价格暴跌。于是，一些商人纷纷抛售地皮，以防万一。此时的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几乎全部资产转入地产业，光买不卖。在别人眼中，他简直是疯了。而李嘉诚却很笃定：〃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干脆别干。〃可以说，这么一干，李嘉诚的地产事业进入第二个高潮时期。
与之相比，当时一些目光短浅的商人，却日夜担心大陆会不会以武力收回香港。于是，纷纷贱价出售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工厂、商号、酒楼、住宅等，携款迁居国外。李嘉诚却始终持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观点，认为大陆的动乱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也决不会对港英当局动武。李嘉诚公开宣称：〃你们大拍卖！我来大收买！〃于是，他廉价的一座接一座地买进大楼，还趁建筑材料疲软之时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
摩根·斯坦利是印度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断定一些新兴市场将产生高利润，所以他们提出一项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计划。摩根·斯坦利主席理查顿·费舍尔认为，高增长率创造财富。他们认为，〃最大的冒险行动就是不去投资。〃摩根·斯坦利的客户和竞争对手承认，他们是最早进入新兴市场的公司，胆量最大，经营范围也最广。
但是，由于政治不稳定和市场改革困难重重，摩根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许多外国金融市场落后于美国几十年，缺少法律保障，缺少会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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