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六万两，还愿意每月向入皖剿捻的淮军，另提供六万两的“协饷”。
信里面的话，倒是说得很漂亮，说自己和李鸿章两个。原为同僚，现在也是同在督帅帐下效命，自然谨供驱使。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承认淮军在打平江苏的战事上，亦有莫大的功劳。只是这一点，不必写明，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能读得懂——说到底，给钱就是最大的诚意。
不过第三层意思，才是整封信的重点和核心——他向曾国藩要人，而且所要的不是别人，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这是他反复考虑之后，下出来的一招妙棋。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因为老大幼年就夭折了，所以实际上是曾家的长子。曾国藩这个人，律己很严，对儿子们更是要求得极为严格，到现在，曾纪泽还只是一个三品荫生，并没有真正出仕做官，但学问和人品，都是一流，不但儒学的底子深厚，而且能说英文，对洋务的事，最感兴趣。
他出来做官，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曾国藩故旧满天下，随便在哪里都能替他找一个位子，朝廷也一定会答应。可是曾国藩忧谗畏讥，认为把儿子交到老部下或者老朋友的手里，不脱利益交通的路子，形迹彰显，有损自己的清誉，因此不肯做这样的事，一直把儿子留在自己幕中。
他这一层心思，关卓凡揣摩的很透，向他要曾纪泽，恰好可以免去他这一层担忧，因为人人都知道，关卓凡跟湘军不是一脉，而且还是朝廷正统。曾纪泽到上海来做官，就变成很光明正大的一件事。
在关卓凡来说，这样的一个邀请，既是极有诚意的示好，又是设问——毕竟轩军一系的兴起，已成不争的事实，现在问你曾督帅，是不是愿意把从前那些若有若无的梁子，揭了过去？如果是，则轩系和湘系，未必不可以携手，共同替国家做些事情，而以曾纪泽的身份，则可以隐隐视作是一种“政治联姻”。
他相信，以曾国藩的气度和格局，这件事会有相当的成算。
另有一点，他邀请曾纪泽来上海，亦有非常务实的打算——曾纪泽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公子哥，虚好看，而是确有大才的人。上海办洋务，本来就急缺这样的人，因此他并没有打算将曾纪泽当菩萨供起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在信里向曾国藩说明，准备请曾纪泽以三品官员的身份，主持新办的“广方言馆”。
广方言馆，并不是指广东方言，甚至与方言也没有什么关系，本质上就是另一个“同文馆”，准备教授各国语言、近代科学和一些技术实务。考虑到恭王所办的同文馆在京中遇到的阻力，关卓凡玩了一个花巧，特意请教了人，定了这样一个掩人耳目的名字。说起来，泱泱中华，视外国为番邦，则把洋鬼子的话当成“方言”，似乎也说得过去。
这是洋务中极重要的一块，衬得起曾纪泽的身份，也足以让他一展所长。至于到底能不能撞响曾国藩这口金钟。能不能打动曾二公子的心，那就是“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了。关卓凡把这封信，和那张曾国荃的礼单，密密打了封包。交由曾国藩的旧相识。现在被自己延揽在幕中的太仓人钱鼎铭，拳拳嘱托，请他带去江宁。面交曾督帅。
谁知金钟一撞，洪亮异常，曾国藩不仅对他的请求慨然应允，而且答应让曾纪泽另带二人，以为办理洋务的襄助。不仅如此，在回信里头，还特意说了这样一句话：“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所想的完全一样——京城不是办事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老吏谋国。一诚如斯，关卓凡不能没有感慨。现在于瓢泼大雨之中，终于接到了曾纪泽三人，这一番苦心，算是落到了实处。
先请他们三个到侧屋换了干衣。然后才在花厅正式见礼。曾纪泽是跟关卓凡同岁，随他一同来的两个人，也是朝气蓬勃的样子，自己报名，给关卓凡请了安。
关卓凡客气得很，一一扶起来，请他们入座。客气的原因，是这两个人都来自于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不是等闲之辈，在后世得享大名，为关卓凡所熟知。
叫做华蘅芳的一个，年纪略长，长于数学和英语，未来会是有清一代数得上的数学大家。
叫做徐建寅的一个，则要年轻一些，未来亦会成为一名造诣极深的科学家。
“曾世兄，江宁一晤，匆匆数月，不意今天在这里又能相见。”关卓凡的心情极好，颇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自喜，“江上一路奔波，辛苦了。”
“不敢当，请轩帅还是叫我劼刚好了。”曾纪泽欠了欠身子，笑着说道，“不瞒轩帅说，我们坐的‘黄鹄号’，行驶极稳，倒是没受什么奔波之苦。”
“哦？黄鹄号？”关卓凡的眼中放出光来，身子向前一倾，“可是曾大人在安庆所制的那艘火轮么？”
在关卓凡来说，这是明知故问。黄鹄号蒸汽轮船，算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完全没有让洋人参与。而设计者，则是徐建寅的父亲，徐寿。
“正是，全靠徐寿徐老叔的大力，并不要一个洋人参与！”曾纪泽的话里，亦有一份欣喜和自豪，“仲虎就是徐老叔的儿子，这次我奉父亲的命令，把他也带给轩帅。”
“好得很，有其父必有其子，正要借助仲虎的大才！”
仲虎是徐建寅的字，父子两个，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人。
谈完了这只黄鹄号，便转而谈广方言馆的事务。宗旨是在关卓凡跟曾国藩的信函往返中，早已定好了的，现在所要商量的，是如何着手具体进行。
“劼兄，不用急，今天你们都累了，先歇息一晚。明天我先替你接风，再替你介绍两个人，刘郇膏刘先生，利宾利先生。”关卓凡说道，“上海地方的情形和洋务的办理，以他们两个最熟，选地方，招教习，都能帮上你的忙。你们几个一起，把章程拿出来，至于规费，就等赵藩司掏口袋了。”
“那就要多多拜托竹公了！”曾纪泽向赵景贤拱手致谢。
就这么殷殷相谈，聊了好一会，才送了三个人到行馆休息。花厅里剩下赵景贤，还有话说。
“曾督帅不靠洋人，就在安庆造了汽轮出来，真是令人心驰神往！”赵景贤兴奋地说，“轩帅，不知咱们上海，什么时候也能造一条出来？”
关卓凡一时没有言声，沉默半晌，忽然说出一句再也想不到的话来。
“曾督帅的这条路子，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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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来试试
“错了？”赵景贤一时愕然。安庆军械所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火轮，连朝廷都曾下旨嘉奖，何以轩帅说这条路错了？
赵景贤这副错愕的神情，关卓凡看在眼里了，但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事情，因此一时倒不知该如何开口解释。
清廷的洋务运动最终不能成功，原因有很多，后世对这方面的分析品评，亦不计其数。不过在关卓凡来说，这不是做论文的时候，他只能于琐碎繁杂的线索之中，抓住最要害的来做文章。
这个时代，不论是朝廷，还是具体经办的官员，对于洋务这种事，始终是抱着羞羞答答，欲拒还迎的心态，一方面觉得洋人的东西好，该学，另一方面却又要对洋人“严防死守”，不能让洋人占去了便宜，更不能让洋人坏了“大清的门风”！这样的心态，即使像恭王、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相对开明的人，亦未能免俗。
说白了，设若此时洋务运动忽然成功，官军居然把洋鬼子的军队都赶下了海，那么随之而来的，决不会是更多的开放与交流，而多半是——太好了，总算把洋人都打跑了，赶紧关门！
另一种更深刻的心态，则是从上到下，从慈禧到一名平头百姓都具有的，那就是异常盼望“你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而且最好是“不用你们，我们也照样能”。这个心态，不能说错，往大里说，这可以算是国家自豪感，民族自尊心，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拿这一条来作为行动的目标，甚至是作为行动的指导，那做出来的事情，多半就要出偏差。
偏差的地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钱。
即以安庆军械所自行制造的这条火轮而论，虽说借鉴了洋船，但整个制造过程不用洋人，连设计图都是徐寿自己画的，确实了不起，放在后世，是可以为这个里程碑似的成就欢呼喝彩的。
可那是为历史成就而喝彩，如果放在当前，就不是一回事了。
按关卓凡的想法，这个时代的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差距，不多说，算三十年好了。要赶上这个差距，走寻常路是不行的——你在走，人家也在走，而且走得比你更快。等你按部就班地把别人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然后高声欢呼，说“我也做到了”，结果抬头一看，新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五十年。
这就是时间上的偏差——安庆军械所埋头苦干，不靠洋鬼子，固然也造出了一条二十五吨的汽轮，但这段时间内，洋鬼子们却已经造出了排水量百倍于此的舰船。
若是承平时候，也就罢了，或许可以循序渐进，慢慢来。然而现在这个时候，且不说西方的列强环伺，单说北方的恶邻，就已经虎视眈眈，东面的岛国亦离崛起不远，哪有时间给你慢慢地折腾？
没有时间了，真的没有时间了，狼已经来了，你还在画刀的图样么？
只能抄近路，走捷径，除此别无他法。
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