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
暴风雪——没有病人要接诊。抑制时，我在读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恐惧不已的印象。我这人是完了，没指望了。
抑制时，树叶的沙沙声都会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人们一个个都是面目可憎；我害怕他们。欣快时呢，我则喜爱他们每一个人，但我更喜爱孤寂。
在这里，是需要小心谨慎的——这里，有一名男医士，两名女助产士。需要十分留意，才不致于暴露自己。我变得老练了，不会暴露自己的。谁也不会打听到，眼下我这儿就有吗啡储备。我亲自配制溶液，或者，预先就把配方寄给安娜。有一回，她曾（荒唐地）尝试用百分之二来替代百分之五。她亲自冒着严寒与暴风雪从列夫科沃把溶液送来了。
为这事我们俩在夜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说服了她，要她别这么干了。对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呢，我则宣称，我有病，我许久许久地琢磨，绞尽脑汁，一心要杜撰出什么样的一种病来。我声称，我患有腿风湿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我提醒他们说，我就要在二月里离开这里休假去，上莫斯科治病去。事情都很顺当。工作没有任何间断。在我闹起那种总要打嗝儿而抑制不住的呕吐的那几天里，我就避免去给病人做手术。因而，又不得不添上患有胃炎这一说。唉，一个人身上患有的病也太多太多啦！
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很有怜悯心，一个个都主动催促我快休假去。
外表：瘦削，面无血色，苍白如蜡。
我洗了个盆浴，并在入裕时在医院的磅秤上称了称体重。去年，我体重四普特①，现在呢，是三普特十五俄磅。我朝指针看了一眼，不禁诚惶诚恐；过后，这份惶恐消失了。
①一普特约为16。38公斤。
两只臂膀的前部已布满那不断长出的脓疮，两条大腿上也有。我不会无菌配制溶液，此外，有那么两三回，我注射时用的是未经煮沸的注射器，启程之前太匆忙了。
这种操作是不许可的。
一月十八日。
有过这样一次幻觉：我期待着黑糊糊的窗口出现一些面色苍白的人们。这真让人受不了。只有一幅窗帘。我便在医院里拿了一块纱布给挂上了。借口呢，我就是想不出。
唉，真见鬼！说到底，我为什么就得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想出借口不可呢？这可的的确确是苦折磨，而不是生活了！
我是否在顺畅地表述我的思绪呢？在我看来，顺畅。
生活？真可笑！
一月十九日。
今儿在班上，接诊间歇时，我们在药房里休息、抽烟那会儿，那男医士一边捻药粉，一边讲述道（不知怎么的还带着笑声），一位女医士染上吗啡瘾，由于没有机会弄到吗啡，她便每次服用半小杯鸦片酊。在他讲述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那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把我的目光藏到哪里才是。这种事情上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我直觉得他这人面目可憎。这里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有什么呢？
我像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溜出了药房。
“您认为这种病有什么好笑之处吗？……”
但我还是忍住了，忍……
处在我这种境地就不应当那么特别自以为是地待人了。
唉，这个男医士。他也同那些精神病医生一样心肠冷酷，那些医生们可是帮不了病人什么、什么、什么忙的。
什么忙也帮不上。
前面的那几行，写于抑制之时，其中自有不少不公正的东西。
二月一日。
安娜来了。她面色蜡黄蜡黄的，病恹恹的。
是我把她给毁了。我毁的。没错，我的良心承荷着这莫大的罪孽。
我向她发了誓，二月中旬我一定离开。
我能不能履行这誓言呢？
没错，我能履行的。
这就意味着，我还能活下去。
二月三日。
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它覆盖着冰雪，无边无涯，就像是童年岁月里听说的童话里雪橇将之连同卡伊①一起给运走了的那座小山。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在这座小山上飞驰，我也清楚，下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哎呀，安娜，你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要是你爱我的话……
①卡伊：安徒生童话《雪女王》中的小主人公。
二月十一日。
我决定就这么办。我去找博姆加德。为什么恰恰就是去找他呢？就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医生，就因为他年轻，而且还是大学同窗。他那人健康，强壮，可是性情柔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他的。兴许，他会找……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关切。他是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的。且让他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我可不能上他那儿去哟。我已经获准休假了。我得躺着。我不去医院上班了。
我可是诬蔑了那个男医士了。喏，人家笑笑……并没有什么的。他常来看望我。总是请我到班上去听诊听诊。给他指点指点。
我没答应。又找拒绝的借口？我可不愿杜撰什么借口了。
给博姆加德的那封短信已经寄出。
人们啊！有谁能帮帮我呢？
我悲怆地叹息起来。如果有谁读到这句话，他会以为——这是做作。不过，谁也不会读到的。
在给博姆加德写信之前，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海里尤其浮现出十一月的莫斯科的火车站，那时，我从莫斯科逃出。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我在厕所里注射偷来的吗啡……那真是活受罪。门口挤满了人，人声如钢铁般轰鸣，人家责骂我久久地占着地方，双手不住地颤抖，门钩也不住地在颤抖，眼瞅着，门马上就要敞开来……
就是从那会儿起始，我身上便生出一些疖子。
回想起这一切，我哭了一夜。
十二日夜。
又是一次哭泣。夜间的这份软弱这份下作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拂晓时分记于戈列洛沃
我满可以祝贺自己了：我已经是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有打针了！一连十四个小时呀！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天色已然蒙蒙发亮。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决定去行事。我并不需要博姆加德，也不需要任何人，拖延自己这条生命，哪怕再延长一分钟，也是可耻之举。延续这条生命吗——不，绝不能。药，就在我手边哩。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喏，得了，下手吧。我对谁也不欠下什么的。我毁掉的只是我自个儿，再有，就是安娜。我还能怎么办呢？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就像阿姆涅丽丝吟唱的那样。她的日子，当然，过得又单纯又轻松。
这本笔记留给博姆加德。一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拂晓时分，我在远方的一个小镇上，读完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的这些笔记。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是全文，没有经受任何改动。我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笔记是否可资借鉴，是否为人所需呢？
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
现在，在十个年头都过去之后的今天，——这些笔记所引发的那份怜悯与那份恐惧均已逝去。这很自然；但是在现如今，当波利亚科夫的躯体早已腐烂，对他这人的记忆也全然消失的时候，重读这些笔记之后，我依然对它们有兴趣。兴许，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我是敢斗胆断然肯定这一点的。安娜·基里洛夫娜于一九二二年在她工作的那个地段死于麻疹伤寒。阿姆涅丽丝——波利亚科夫的首任妻子——栖居国外。她不会回来的。
我能否将人家赠送给我的这些笔记发表出来呢？
我能。我能发表的。医生博姆加德。
一九二七年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