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划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且说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办公室里闲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县太爷的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有的说她一定是一个唱小旦的戏子，因为她能一板一眼地唱《苏三起解》，不致走腔落调；有的估计她是一个摩登女学生，因为有时候看她下的条子比县太爷的文理还通顺些；有的却坚持说她是一个从良的窑姐儿，哎呀呀，你看她那股子妖劲吧。总之，我们正在议论不休，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吃力地转动着他那粗短的腿，用双手捧着大肚皮，由于不胜这一堆肥肉的负担，几乎是滚进门槛来的。跟在后面进来的是瘦长的然而营养良好的秘书师爷，还有服侍县太爷的勤务兵那个机灵鬼小卫也跟了进来。我们马上各就各位，拿起笔杆，摇头晃脑地办起公来。
县太爷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他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对我们照老规矩不满意地皱了—下眉头，他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们总觉得像—个乒乓球放在一个大皮球上在我们的办公桌中间滚来滚去。
从乒乓球上发出了声音：
“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已经从东安镇出发，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他挺了一挺他的胸膛，以便和他那过于突出的肚皮取得平衡，继续说：“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背诵起新生活运动的教条来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办公室两头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皱起眉头看。这两张照片冷清清地挂在这墙上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纸色已经发黄，积尘很厚。许多蜘蛛已经满意于在那里长期安家，繁衍子孙，结满了厚厚蛛网，在蛛网上曾经有许多无辜的苍蝇闻上去，被蜘蛛当点心吃了，剩下的皮壳和残翅，还挂在上面飘动。县太爷望见这两张倒霉的照片，神情有几分紧张，于是发布了动员令：“大家赶快振作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特别要把墙上的两张相片擦干净。”忽然又发现污损的墙壁上空荡荡的，他转身问师爷：“我们挂在这墙上的那些表格呢？”师爷很谦恭地低下头，惶恐地回答：“今年没有造过表格，是去年党政考核团来的时候，赶造过几张。”县太爷听了感觉有些失望。师爷用手拍一拍他的脑门，智慧就从那儿生出来了，他说：“县长要的话，还来得及赶造。”县太爷：“视察委员等一会儿就要到了，哪里还来得及？”师爷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自有办法。”
我们衙门的这位秘书师爷，虽然长得像个无常二爷，瘦得像根光棍，小头锐面，其貌不扬，可是绝不能小看他，他是在什么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据说在那个大学里是专门学习治人的法术的。他又是县太爷的小同乡，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个人的确学了一肚子烂条，县太爷干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没有一条不是他出的点子，他总是在县太爷面前夸口“自有办法”，谁要听到他说这几个字，就知道有人该遭殃了。老百姓有两句歌谣唱他说：“师爷一声‘有办法’，黎民百姓泪如麻。”
今天他又说“自有办法”，我们都留心着看他又要使出什么法术来，果然他不慌不忙地叫一个录事把去年的旧表格拿出来。哦，原来他又要我们的“补疤圣手”显本事。我们衙门的这一个补疤圣手本事很大，公文上写错了字，只要他动手术一挖一补，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有一回县太爷还发挥这个补疤圣手的绝技，捞了不小一笔进项。原来是上级来公文，给我们县摊了不知道是什么捐还有什么税三万元，县太爷生财有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师爷辅佐有方，叫我们的补疤圣手一挖一补，把“叁”字改成“肆”字，县太爷把这封公文拿去给士绅商贾们一看，天衣无缝，结果县太爷收了捐税四万元，干赚一万元。今天又要请补疤圣手使出他的绝技来。
县太爷吩咐已毕，和师爷退到后面的签押房里去了。大家都照县太爷的命令行动起来。有的在收拾那比字纸篓还乱的抽屉，有的在收拾公文夹子，有的在打扫墙头，有的和蜘蛛争夺一阵，才夺回墙上的那两位“衣食父母”，擦拭干净。不多久总算是收拾得差不多了。
过了—会儿，县太爷和师爷两个出来检查来了，看到办公室井井有条，墙上干净，挂着修补过的表格，连墙上的两个老头子，也似乎知道今天有人要来为他们一年来的蒙尘洗雪“冤屈”，再也看不到过去那样阴郁不乐的倒霉样子，忽然变得容光焕发了。县太爷满意地笑了一下。想必这已经够新生活的标准了吧。他又命令每一个办公桌上摆一件翻开的公文，他自己的办公桌上也摆了几件，他还亲自去试一下办公的姿势，也很满意地笑了一下，自然这更合乎新生活的标准了。他忽然站起来对门口行礼，跟着又点头，还不卑不亢地笑了一下，嘴巴动了几下，好像在对人说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作古正经地在进行彩排，对空无一物的门口作出种种有趣的表演动作，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他忽然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我们都赶快伏案办公。
这时候才算把两位科长找回来了。这两位科长也算得县太爷的哼哈二将，一个是县太爷的小舅子，据说在什么野鸡学堂里混过几天，县太爷要上任了，才适应需要，把他送到什么党政干部训练班去赶造一下，两月毕业，总算背得“总理遗嘱”和说些“本党……”“革命……”的八股，于是就来当起教育科长来。这个人别的不行，打牌真是高明，偷骗的手法更是厉害。常常是几天几夜不下牌桌，根本不来办公。今天不知遭是从哪家的牌桌上把他请了回来。他一进门对县太爷爱理不理地点了一下头，就胡乱坐到县太爷的位子上去了，还不住用手蒙着嘴打呵欠。他忽然用手拿起墨盒咚地一声拍在桌上，大叫：“碰！”哦嗬！他还迷迷糊糊地以为他坐在牌桌上呢。我们吃惊地望着他，谁也不敢笑。县太爷大概由于种种的难言之隐，也把这个小舅子莫奈何，只是摇头。还是师爷走过去对他说了几句什么话，他才知趣地站起来去找教育科长的办公桌，于是他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