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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这里的河上可以划船。德鲁莫尔和斯塔特普各租了一条船，我也决定驾驶一条小船，而且要赶过他们。说老实话，只要乡下孩子会玩的东西我全都在行。当然，我也意识到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我那种划船的样子是不够风度的，而在其他河上划船就不存在这问题。当时，在我们下水的台阶旁有一位得过划船比赛奖的船夫在招呼生意，于是我的新伙伴便介绍我向他学划船。这位有着实际划船经验的权威一开始就弄得我很狼狈，因为他一见到我便说我天生有一副打铁的胳膊。如果他有先见之明，知道这种客套话会失去一个徒弟，我想他是不会说出这话的。
晚上我们回来后每人吃了一盘晚餐，我想要是家中没有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过得十分高兴的。当时鄱凯特先生正兴高采烈，一位女佣人走了进来对他说道：“老爷，如果你高兴的话，我有些话要和你说。”
“你要和老爷说话？”鄱凯特夫人感到自己的尊严大受损伤，说道，“你真想得出来！有事去找芙萝普莘讲，要么改个时间和我讲。”
“对不起，夫人，”这位女佣人说道，“我希望现在就说，而且要对老爷说。”
于是鄱凯特先生便走出房间，而我们在等他回来时便尽量找些事情打发时间。
“白琳达，你看这还成什么体统！”鄱凯特先生一脸的忧愁和失望，走回来说道，“女厨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地躺在厨房的地上，橱子里还藏着一大块新鲜黄油，准备拿出去卖掉。”
鄱凯特夫人立刻表现出非常温和的神情，说道：“肯定是那个臭索菲娅干的好事！”
“白琳达，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鄱凯特先生问道。
“索菲娅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鄱凯特夫人说道，“刚才我不是看到她走进房里一定要和你说话？这全是我亲眼所见的啊，这也是我亲耳所听到的啊。”
“白琳达，刚才她是把我带到楼下去，”鄱凯特先生答道，“把那个女厨子和那块黄油指给我看。”
鄱凯特夫人抢白道：“马休，我看你在为她做的坏事辩护。”
鄱凯特先生只有发出一声郁郁不乐的叹息。
“我这个亲祖父的亲孙女儿，难道在这个家里全无讲话的余地吗？”鄱凯特夫人说道，“再说，这女厨子一直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女人，她以最真诚的态度对我说过，她感到我天生就是公爵夫人。这还是她刚刚来这里时对我讲的。”
鄱凯特先生正站在一张沙发旁边，一听这话，就好像一位将死的格斗士，跌倒在沙发上。我想我最好还是告别去就寝，于是他又用将死的格斗士的声音对我说道：“晚安，皮普先生。”那声音空洞沙哑。
第二十四章
两三天之后，我已把自己的房间安置停当。我来来回回到伦敦市内去过几次，所需要的东西已向各有关商行订购，也都已经送来了。鄱凯特先生和我已作过一次长谈。他对于我未来的前途比我自己还清楚，他说贾格斯先生已经告诉他我的情况，所以我的学习不是为了寻求工作，而是接受教育，其教育的良好程度要和有钱人家子弟的一般情况差不多，以和我未来的命运相称。自然，对于这些我没有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他建议我先到伦敦几处地方去跑跑，可以获得一些我所缺乏的基本知识。现在他已受权在所有的功课方面对我进行讲解、指导。他希望他能够明智地帮助我，使我不至于遇到麻烦的问题。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我就完全可以由他一人指导学习了。说了这些之后，他又说了不少类似的话。他对我开门见山，以诚相待，措辞美妙，我立刻也向他表达了我的思想。既然他在履行合同时对我那么热情认真、诚实可靠，自然我在履行和他所定的合同时也会同样热情认真、诚实可靠。如果作为老师他对我表示冷漠，无疑作为学生，我也会运用冷漠回敬老师；他既然并未给我以口实，两人相互之间自也是各不相负。在教与学的过程之中，我感到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荒唐可笑的地方，他给我的感觉是那么严肃认真、诚实可靠。慈祥善良。
有关学习方面的问题达成协议后，我便开始努力并付诸于实现。我又想到，假使我能在巴纳德旅馆保留一个房间，我的生活便会更加丰富多彩，再说，和赫伯特住在一起，在待人接物方面也会有所长进。鄱凯特先生并不反对这种安排，但他告诫我，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必须去请示一下我的监护人。我感到他考虑得十分周到，因为实现了这个计划也可为赫伯特节省点开支，于是我到了小不列颠街，把我的想法告诉贾格斯先生。
“假使我能够把租的一套家具买下来，”我对他说道，“再买上一两件别的小东西，我住在那里会是够舒服的了。”
“去买！”贾格斯先生不高兴地笑了一声，“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费用会大起来的。现在怎么样，你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要多少钱。
“说吧！”贾格斯先生紧逼道，“要多少？五十镑行吗？”
“哦，用不着那么多。”
“五镑怎么样？”贾格斯先生说道。
这真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被弄得狼狈不堪。“哦，要比五镑多些！”我只得说道。
“比五镑多些，嗯！”贾格斯先生说道，在等我回答。他两手插在口袋中，头歪向一边，眼睛望着我背后的墙。“你究竟要多少？”
“很难确准一个数字。”我感到踌躇地说道。
“得了，得了！”贾格斯先生说道，“让我们来算一下，两个五镑行不行？三个五镑行不行？四个五镑行不行？”
我说我想这个数目是足够了。
“四个五镑足够了，是不是？”贾格斯先生皱起眉头说道，“那么，你说四个五镑究竟是多少？”
“要我算一下？”
“嗯！”贾格斯先生说道，“你说是多少？”
“我想你算出来是二十镑吧。”我笑着对他说道。
“你不必问我计算出来是多少，我的朋友，”贾格斯先生带着洞察一切的神情，但不赞成地昂起了头说道，“我所要知道的是你计算出来的是多少。”
“自然是二十镑了。”
“温米克！”贾格斯先生打开办公室的门，说道，“让皮普先生写一张收据，付给他二十镑。”
这种特别的处理事务的方式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种印象无论如何是不令人愉快的。贾格斯先生从来没有笑容，但是，他穿了一双又大又亮又吱吱嘎嘎的皮靴。在他犹豫不决地踏着靴子站在那里，歪着他的大头，眉毛皱得快靠拢起来地等待着别人的回答时，会不时地踏一下靴子，发出吱嘎声，仿佛代替了他那种怀疑而又冷漠的笑。正巧他现在出去了，而温米克倒显得很活跃、很健谈，于是我对温米克说，要想弄清贾格斯先生的态度是很难的。
“你要告诉他数字，他觉得这才符合手续，”温米克答道，“他不是一定要你算——唔，我明白了！”他发现我面露不解，于是说道，“这不是他的个性如此，这是职业习惯，仅仅是职业习惯而已。”
温米克坐在桌边吃他的午餐，咬得又干又硬的饼于嘎喳嘎喳响。他把一片一片的饼干不断地丢进他张开的细长嘴巴，就像把一封一封信丢进邮筒一样。
“我永远有种感觉，”温米克说道，“他设计了一个捕人的机关，然后站在一旁监视着，只要你稍一疏忽，咔哒一声，你就被捉住了。”
我心里认为设置捕人的陷阱是不符合处世人情的，不过我没有挑明，只说贾格斯先生怕是个很精明的人。
温米克说道：“像澳大利亚那般深奥。”他用笔指着办公室的地板来示意澳大利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比喻，相对地说澳大利亚正在地球的对面。“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比澳大利亚更加深奥，”温米克把笔放到纸上，补充说道，“那就是他。”
然后我又说，我想贾格斯先生的生意一定干得挺好。温米克说：“很——不——错！”我又问他这里有许多办事员吗？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
“这里不需要许多办事人员，因为只有一个贾格斯先生，人们又不愿意通过间接方式和他打交道。我们一共有四个人，你要不要见见他们？你现在其实也不是外人了。”
我接受了他的盛情之邀。于是，他从衣领里掏出一根钢铁辫子似的东西，这就是收在他背上的保险箱钥匙。他用这钥匙打开了现金保险箱，从里面取出钱并交给我。这时他已经把所有的饼干一起塞进他那个邮筒似的嘴巴里，便和我一道上楼。房屋中很黑暗，又很破烂，那些在贾格斯先生房间中留下油腻腻的肩膀印的人，看来拖着缓慢的脚步在这里上上下下楼梯也有多年了，因为墙壁已被掠得油亮。二楼前部办公室里的办事员，看上去有点像酒店老板，又有些像捕鼠的人，身体长得大大的，面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这时他正专心一致地接待着三四位外表很不体面的人，从态度上看，他对待他们很不礼貌，事实上每一位来到这里对贾格斯先生的钱柜有所贡献的人受到的都是这种待遇。温米克先生说：“他在为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搜集证据。”我们走了出来。在上面一间办公室中的办事员是个小个儿，毫无生气，行动起来像一只狗，披着头发，大概在他还是小狗的时候就忘记了把毛剪短。他这时也正接待着一个人，这人的视力很差。温米克先生对我